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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第8版 /（美）罗兰·米勒著；王伟平译.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1
ISBN 978-7-115-63021-6
推荐序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是生活在基于伦理的现实功利主义中的文化族群。这意味着，中国人重视家族血缘的正统性与家族利益的悠远，甚至远远大于对独立家庭内容的关切，尤其是富有浪漫色彩的情感沟通。
- 我们总是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 人类是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物种。当人们被剥夺了与他人的亲密接触时，他们 会很痛苦，人类社会属性的核心正是对亲密关系的需求。
- 亲密关系中满足的秘诀：欣赏你的伴侣，表达你的感激，重复上述两步。
- 能一起玩乐的伴侣往往能更长久地在一起。
- 男人看重长相，女人重视资源，但都期望伴侣友善、随和、可爱、亲切。
- 如果他人不喜欢我们，我们要喜欢自己就非常困难。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足够的接纳和欣赏，长期处在低自尊的人就会形成负面的 自我评价。
- 我们都需要在与他人的联系和自我保护间保持平衡，但低自尊的人总把他们 脆弱的自尊心置于亲密关系之上。
- 即使很小的距离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大多数人对此认识不足。 一旦我们选择了生活、工作或上学的准确地点，我们大体上也就决定了哪些 人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 男女两性都认为穿红色衣服的约会对象更有吸引力。
- 处在受孕期时，妇女比其他时间更偏爱男子气的面孔、低沉的嗓音、有对称体型男子的体味及更大胆、更傲慢、更有领袖魅力的行为。
- 潜在伴侣的吸引力=他/她的外表吸引力× 他/她接纳你的可能性。
- 一味故作清高没有什么作用。真正有用的是选择性地故作清高。
- 那些能付出代价拒绝大多数人却乐于接纳我们的人，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潜在 伴侣。
- 如果一位男子在单身酒吧里使用中性或直接的开场白，有70%的次数得到女 性的肯定回应，而抖机灵的开场白的成功率只有24%。
- 我们倾向于喜欢与我们态度一致的人。
- 非言语沟通不良的夫妻往往对婚姻不太满意。
- 两个人要变得亲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他们必须进行有意义的自我表露。开诚布公更有益于人际关系。其次，他们必须对彼此的个人信息有兴趣和同理心，在异性恋的关系中，如果男性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有价值。最后一点很重要，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对方正在做出回应。判断出自己的伴侣理解和关爱自己，即所谓的感知到的伴侣回应性，是亲密关系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 亲密关系遵从“投入模型”。人们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希望与现任伴侣保持亲密关系：感到幸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离开的成本高。
- 爱情的第一个成分是亲密（intimacy），包括温暖、理解、信任、支持和分享等爱情关系中常见的特征。第二个成分是激情（passion），其特征为性的唤醒 和欲望、兴奋和需要。第三个成分是承诺（commitment），它包括持久和稳定的感觉，以及全身心投入一段关系并努力维持的决心。
- 在危险的桥梁上，恐惧会增强男女两性的吸引力，让人误以为心跳加快是因为对方让自己“心动”了。
- 浪漫的夫妻一起参加新奇、激动人心的活动会让他们彼此更加相爱。
- 浪漫因新奇、神秘和风险而繁盛，却因日益熟悉而烟消云散。
- 能长久维持幸福婚姻的人通常会向配偶表达许多相伴之爱。
- 当宽恕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存在时，宽恕更容易发生。第一个要素是真诚的悔过；第二个要素是受害者的同理心。
- 要有义务地去注意伴侣为你付出的关爱、仁慈和慷慨。然后，每周都要和你的伴侣分享你最欣赏的三个善意之举，无论大小。
- 如果你欣赏你的伴侣，表达你的感激之情，并且不断重复，你们都会更加幸福。
第1章 人际关系的构成
亲密关系的本质和重要性
亲密关系的本质
亲密关系与泛泛之交至少在七个特定方面存在差异：了解（knowledge）、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关心（caring）、信任（trust）、回应性（responsiveness）、共同性（mutuality）以及承诺（commitment）。
亲密的伴侣彼此关心；相比对大多数其他人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更深。他们还彼此信任，期望对方公平地对待并尊重自己（Thielmann &Hilbig,2015）。人们希望他们的亲密关系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一旦真的发生了，他们往往会变得谨慎，较少表现出亲密关系所特有的开诚布公和相互依赖（Jones et al.，1997）。相形之下，如果人们认为自已的伴侣理解、尊重和欣赏他们，关注并有效地回应他们的需求，并且关心他们的福祉，亲密感就会增强（Winczewski et al.,2016）。回应性具有强大的奖赏作用，感知到伴侣认可、理解并支持我们的需求和愿望是最佳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素（Reis,2013）。
亲密的伴侣彼此间有着广泛而私密的了解。他们熟知彼此的经历、爱好、情感和心愿，而且一般不会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其他人。亲密的伴侣关心对方，彼此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伴侣了解、理解并欣赏自己，其亲密程度就会增加（Reis et al.，2004）。
归属需要
归属需要使得“与那些感觉有关的人进行定期的社会接触”成为必要（Baumeister &Leary，1995,p.501）。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我们努力与他人建立并维持密切的关系，我们还需要与那些了解、关心我们的人交往和沟通。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亲密关系；一旦归属需要得到满足，我们建立其他人际关系的内驱力就会减弱（因此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归属需要也与我们的伴侣是谁并无太大关系，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持久的关爱和接纳，我们的归属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因而，即使一段重要的亲密关系终结，我们也往往能找到替代的伴侣。
与他人联系紧密的人较之独自生活的人更加幸福、健康和长寿（Loving& Sbarra,2015）。握住爱人的手就能减弱人们面对威胁情境时的脑恐慌反应（Coan et al.,2006），只是看看爱侣的照片，疼痛就好像不再那么强烈了（Master et al.,2009）。有人接纳和支持我们时，甚至伤口都能更快地愈合（Gouin et al.,2010）。相形之下，在生活中得不到足够亲密感的人可能会面临各种健康问题（Valtorta et al.,2016）。
当年轻人孤独无伴时，其免疫反应会变弱，更易患感冒或流感（Pressman et al.,2005）。纵观人的一生，与拥有关心自己的亲密伴侣的人相比，那些几乎没有朋友和爱人的人，甚至那些仅仅是独自生活的人，其死亡率要高得多（Holt-Lunstad et al.，2015b）；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发现，与他人缺乏密切联系的人在9年内的死亡率是其他人的 2~3倍（Berkman& Glass,2000）。美国已婚者死于 10大致死癌症中任何一种的可能性都比未婚者更低（Aizer et al.，2013）。失去现有的伴侣关系也会对人有害：老年人在丧偶的头几个月内死亡的可能性要比假如其婚姻能够持续的情况下高得多（Elwert ＆Christakis,2008），离婚也会增加一个人早逝的风险( Zhang et al., 2016 )。
想一想√
究竟是不健康的人更不可能结婚，还是婚姻对我们的健康有益？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近些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个人主义，即支持自我表现和重视个人成就，也变得更为突出（Grossman&Varnum,2015）。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我们大多数人比我们的祖父母更注重物质（Twenge &Kasser,2013），更缺乏信任（Twenge et al.,2014），更少关心他人了（Twenge,2013）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时刻“在线”，总是把智能手机放在身边（Vorderer et al.,2016），我们总是被引l诱“优先考虑不在身边的人而忽视自己身边的人”（Price,201l,p.27）。现代的夫妻不得不忍受诸多的科技干扰（technoference），他们的日常互动频频被各种科技设备打断（McDaniel&Coyne,2016）。没有人会喜欢与一个人待在一起，而这个人却在发短信或跟别人通话（Brown et al.，2016）。事实上，我们的科技设备是如此有诱惑力（Lapierre &Lewis,2017），以致在两个刚认识的人旁边放一部无关的智能手机都会降低两人的交谈质量（Przybylski &Weinstein,2013），这令人不安。我的建议是：你下次与爱人外出就餐时，为什么不把手机放在车里呢？
高性别比率的文化（男多女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1983）。在男人购买了昂贵的订婚戒指后（Griskevicius et al.，2012），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男人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方面也倾向于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非常罕见，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女多男少）则往往不那么传统，也更为宽容。女性寻求高薪职业（Durante et al.,2012），社会默许（虽不提倡）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贯穿了整个历史（Guttentag& Secord,1983）。
个人经历的影响
如果有人在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两个维度上都处于中等水平，哪种依恋类型最适合他/她呢？在两个维度的中间段，四种依恋类型的边缘相交，在这一区域内套用任何一种类型都是相当武断的。
所以我们不要绝对化地理解图1.5中整齐的分类。理解依恋的更深刻、更贴切的方法是：似乎有两个重要的维度塑造了人们对与他人关系的总体取向。这两个因素都重要，如果你对任一维度上的高分人群和低分人群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差别很大。的确，大多数近期的依恋研究（Ren et al.，2017）不再简单地把人们分为安全、痴迷、恐惧或疏离这四种类型，而是给出他们在忧虑和回避这两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
尽管如此，这四种标签是如此简单实用，以至于至今仍被广泛沿用，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
人们对被抛弃的担忧随着年龄增长而日益减少（Chopik&Edelstein,2014）。所以，即使你现在的依恋类型不是安全型，时间和经验也可能在此后的 30 年使你变得更有安全感。
婴儿天生就有不同的气质和唤醒水平。有些新生儿性情随和、令人愉快，而另一些新生儿则挑剔、易躁。个性和情绪方面的天生差异使一些孩子比另一些孩子更容易照护。因此，婴儿获得的照护质量部分取决于其自身的个性和行为；这样，依恋类型就会受到个体与生俱来的特质的影响，基因塑造了我们的依恋类型（Masarik et al.,2014）。
然而，后天的经验在塑造我们后续的依恋关系类型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Fraley et al.,2013）。在个体生命的早期，父母接纳或拒绝我们的程度有巨大的影响（Bermier et al.,2014）。与焦虑不安的准妈妈相比，乐于怀孕的准妈妈分娩的孩子在一年后更可能具有安全型依恋（Miller et al.,2009）。婴儿出生后，享受亲密并对亲密关系感到舒适的母亲通常会成为更体贴和敏感细腻的照护者（Jones et al,2015），故而安全型依恋的母亲往往会有个安全型依恋的孩子，而非安全型的母亲则往往有个非安全型依恋的孩子（Verhage et al.,2016）。事实上，即使婴儿天生难缠、易怒，如果父母接受关于婴儿照护的敏感性和回应性方面的培训，他们的孩子最终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可能性也比假如他们未接受这种培训要高（van den Boom,1994）。母亲对儿童依恋类型的影响并未在学龄前结束（Raby et al.,2015）。七年级的少年所接受的父母教养能预测他们成年后在爱情和友谊中的行为表现；从父母处获得关爱和支持的少年60年后与恋人和朋友的关系将更加丰盛（Waldinger& Schulz,2016）。毫无疑问，年轻人将在家中习得的经验运用到了日后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Simpson et al.,2014）。
然而，我们并不是童年经验的囚徒，因为依恋类型还会不断地受到我们成年后经历的影响（Haak et al.,2017）。依恋类型既然是习得的，就可能被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恋类型也会发生变化（Fraley et al.,2011）。一次悲痛欲绝的分手会让原本安全型的人不再感到安全，一段良好的恋情也能慢慢让回避亲密的人不再怀疑和戒备亲密关系（Arriaga et al.,2014）。我们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在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依恋类型的实质性变化（Davila &Cobb,2004）。
个体差异的影响
性别差异
人类的特质显然差异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用图表表示拥有某种天赋或能力的人数，我们会得到一条独特的曲线，即正态曲线。这些曲线描述了某些特质的特定水平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它们表明：（a）大多数人的天赋或能力只比平均水平略好或略次；（b）大多数特质的极端水平，无论高或低，都十分罕见。以身高为例，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很少，我们大部分人的身高都在同性平均身高的上下5~7厘米的范围内浮动。
流行的刻板印象将两性描绘成非常不同的人，男性和女性在处事风格和兴趣爱好上几乎没有重合之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不要被研究者的术语误导，当他们提及“显著的”性别差异时，他们通常指的是“统计上的显著性”，即差异在数字上是可靠的，但实际上这种差异可能根本不大。
社会性别差异
社会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指的是由我们的文化和教养造成的社会和心理差异（Muehlenhard&Peterson,2011）。例如，当为人父母时，女人是母亲，男人是父亲，这是一种性别差异；但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爱心、更关心孩子的普遍看法，则反映了一种社会性别差异。许多男性也能像女性一样温柔、慈爱地关心下一代，但如果我们期望并鼓励女性成为孩子的主要照护者，我们就会在养育风格上人为地制造出文化性别差异，而这种差异根本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社会性别差异，主要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灌输给我们的。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性别角色（gender role），即所在文化所期待的男女两性的“正常”行为模式。男人当然应该有“男子气”，意即他们应该自信、独立、果敢和好强。女人被期望有“女人味”，或者说热情、敏感、情感丰富和善良。你和我都不可能如此纯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男性和女性就是对立的性别。
只有一半人的特质刚好符合性别角色期望（Donnelly&Twenge,2017）。相当一部分人（约35%）并不仅仅带有“男子气”或“女人味”。他们既自信又热情，既敏感又独立。这些人同时拥有被刻板地认为应该属于男性和女性的能力，因而被称为双性化（androgynous）。如果你觉得双性化听起来别扭，可能只是因为你在使用刻板化的词汇：表面上看，“男子气”和“女人味”是不相容的。实际上，由于这些词语容易使人误解，人际关系研究者常用其他词汇来代替它们。把“男子气”的任务取向的才能称为工具性（instrumental）特质，把“女人味”的社交和情感技能称为表达性（expressive）特质。如此，这两类特质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不足为奇了。
坚持刻板的性别角色的夫妻，其婚姻通常比非传统夫妻的婚姻更不幸福（Helms et al.,2006）。阳刚的男性和阴柔的女性因为有不同的处事风格和才干能力，往往不像那些不太传统、不太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夫妻一样从彼此身上感受到更多乐趣（Marshall,2010）。
人们一旦投身于亲密关系中，便都期望得到爱、温情和理解（Reis et al.，2000）。表达性低的人（不怎么热情、温柔、敏感）不会轻易表现出这样的热情和温柔；也不怎么深情（Miller et al.,2003）。因此，长期来看，与那些拥有更敏感、更贴心和更善良伴侣的人相比,那些拥有表达性低的伴侣的人，对亲密关系更不满意。传统男性的
恋爱关系质量比那些更具表达性的男性差。因此，传统的性别角色对男性是一
种伤害，剥夺了原本可使他们成为更称职丈夫的技能。
另一方面，与那些具有更好任务导向技能的人相比，那些低工具性（缺乏自信和个人魄力）的人往往自尊心较低，适应能力也较差（Stake &Eisele,2010）。当人们有能力和高效率地“处理事务”时，他们通常自我感觉更好（Reis et al,2000）。所以，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人也不利，它剥夺了女性能够取得更多成功和成就的技能。传统的性别角色似乎也使女性在经济方面受损；在世界各地，传统女性的工资低于她们的非传统女性同事（Stickney&Konrad,2007）。
所有这些结果表明，工具性和表达性都是很重要的特质，而最幸福、适应能力最强、最高效和心理健康的人通常同时拥有这两种技能（Stake&Eisele,2010）。实际上，当人们考虑自己想要拥有的伴侣时，大多数人更喜欢双性化的伴侣，而不仅仅是具有男子气或女人味的伴侣(Thomae & Houston, 2016 )。
自尊
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或双性恋（bisexual，这三者简称LGB）。
但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却是亲密关系的完胜者。平均而言，他们的关系要好于异性恋（Kurdek,2005）。他们公平地分配家务，经历更少的冲突，感到更加和谐，更加亲密无间,对爱人也更为满意（Balsam et al.,2008）。
如果他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就很难喜欢自己（的确，这样做很不现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长期处于低自尊的人因为有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足够的接纳和欣赏的不愉快经历而形成了负面的自我评价。
人类天性的影响
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存在很大差异。对于男人而言，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机会接触足够多、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人只有绝经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方在必须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个体为了繁殖后代必须为其子女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方面的这些生物学差异，可能促成了两性不同择偶策略的演化（Geary,2000）。可以想见，考虑到她们有限的生殖能力，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在繁殖上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并生育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其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男性刚好相反，那些滥交的男人更可能成功地繁殖后代。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女性——正如这一演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坚持追求更聪明、更友善、更有名望、性情更稳定的男性伴侣，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负责的性行为感兴趣（N.Li et al.,2012）。或许这种性别差异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这种颇具争议的观点既得到了赞扬又招来了批评。一方面，演化的视角促进了许多有意思的新发现（Buss,2015）；另一方面，对人类本性起源的原始社会环境的假设必然带有猜测性。重要的是，批评者断言，对许多争议中的现象，演化模型并非唯一合理的解释（Eagly & Wood,2013a）。例如，女性在选择伴侣时必须 比男性更谨慎，不是因为亲代投资的压力，而是因为社会文化通常不允许女性掌 握经济资源（Wood&Eagly,2007）；可以说，女性不得不关心配偶的钱袋子，因为她们自己很难像男人一样赚到那么多钱。如果惯常地赋予女性与男性一样的角色，让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女性对男性钱袋子的强烈兴趣就可能会大大降低（Zentner&Mitura,2012）。
第2章 研究方法
关系科学研究简史
当虚拟伙伴的笑容比其真实的笑容稍微灿烂时，人们会更喜欢彼此的互动。
参与者的获取
研究者通常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招募参与者。第一种方法是利用任何随时可接触到并同意参与研究的人，这是一个方便样本（convenience sample），因为研究者获取这样的样本相对方便。教授经常请大学生做参与者，以此作为他们课程作业的一部分。虽然有时参与者必须满足某些特定条件（例如，研究可能只关注那些认识不到两个月且正在约会的恋人），但使用方便样本的研究者通常对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来者不拒”（McCormack,2014）。
相比之下，使用代表性样本（representative sample）的研究项目，会努力确保参与者在总体上与其感兴趣的整个群体相似。例如，一项真正有代表性的婚姻研究需要包括所有类型的已婚人士—一所有年龄、所有国籍和所有社会经济水平。这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因为至少，自愿同意参加研究的参与者可能与那些拒绝参加研究的人有所不同（见专栏2.1）。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还是获得了代表个别国家或其他特定群体的成年人口（志愿者）的样本。有些简单明了的研究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些研究可以吸引非常大的样本，这些样本比在任何一所大学甚至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找到的样本都更为多样化（Gosling&Mason,2015）。
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寻找适用于大多数人的一般原则，代表性样本比方便样本更好。方便样本总是留有一种令人不满的可能性，即我们获得的结果是特殊的，只适用于与我们的参与者（某所大学的学生，或来自某个国家特定地区的人）相似的人。虽然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关系科学研究，但本书介绍的大部分研究都来自西方的（western）、教育水平高的（well-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相对富裕的（relatively 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文化，所以研究的参与者显得有点怪异（weird）？事实上，来自“怪异”文化的人的行为有时确实与生活在欠发达国家的人不同（Henrich et al.，2010）。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研究者所考察的许多过程都很基本，在不同的人口群体中并没有实质性差异，例如，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外在美的本质有相似的标准（详见第3章）。就考察人类交往基本方面的研究而言，方便样本并无明显劣势。
专栏2.1 关系研究中志愿者偏差的挑战
不管研究者采用的是方便取样还是代表性取样，他们都会面临志愿者偏差（volunteer bias）问题:在受邀参与的人中，那些接受邀请和未接受邀请的人或许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一个志愿者偏差的例子，卡尼等人（Karney et al.，1995）简单询问了3606对在洛杉矶申请结婚证的夫妇是否愿意参加一项亲密关系的纵向研究。只有18% 的夫妇表示愿意参加研究，这是这类研究程序的典型参与比率。但受到邀请的人的结婚证都是向公众开放的，上面提供了一些关于他们的信息（比如家庭住址、年龄和工作）。这些同意参加的志愿者与那些拒绝参加研究的人在几个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从事地位更高的工作，更可能同居过。如果研究人员对这些志愿者进行了完整的研究，这些特征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吗？答案可能取决于研究者要考察的问题，但志愿者偏差会影响关系研究的结果。例如，志愿参与性行为研究的人往往比非志愿者更年轻，更有性经验，也更自由（Wiederman,2004）。即使人们被要求成为研究参与者，就如大学生经常遇到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微妙的偏差。尽责的学生比疏懒的学生更早参与研究，选择参与面对面实验室研究的学生一般比待在家里或线上参与的学生更为外向（Witt et al.,2011)。诸如此类的志愿者偏差会限制研究结果适用于那些没有参加某一特定研究的人群的程度。
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接受随意的性行为。当有人真正提出要求时，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接受陌生人的性邀约。
设计的选择
在速配研究中，两个陌生人在短暂的互动后认为他们的共同点越多，就越倾向于喜欢对方（Tidwell et al.,2013）。感知到的高相似度与强烈的好感相关联。
相关设计和实验设计各有自己的优势。采用相关设计，我们可以研究现实世界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对亲密关系的承诺、激情之爱、不安全的性行为——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但相关设计有其局限性，它无法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实验设计，我们可以考察因果关系，但能够研究的事件范围有限。我希望你能理解为何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研究设计来研究同一个主题，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件好事。
数据的性质
即使人们理解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也可能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洞察力，所以他们所认为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准确。例如，女性认为伴侣的外表吸引力对她们来说并不如对于男性那般重要。然而，在速配研究中，当她们同时遇见并评价几个候选对象时，相貌对女性的影响的确和对男性的影响一样重要（Eastwick＆Finkel,2008），而且对于男性和女性，相貌都是决定谁会喜欢谁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Luo& Zhang,2009）。有时，人们对自己的喜好和行为的描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他们实际的言行。
记忆错误可能也是个问题。人们在描述最近发生的具体而客观的事件时，自我报告最准确。如果询问参与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更有可能出错（Aicken et al.,2013）。具体的细节可能会被遗忘，例如在一项大型研究中（Mitchell,2010）,50%的离异者不能准确报告他们是在哪个月离婚的，并且对过去的情感尤其可能记错。特别是，如果一段充满激情的浪漫关系以痛苦和不满收场，那么失落的恋人们往往很难回忆起数月前他们刚刚坠人爱河时是多么幸福和热切（Grote &Frieze,1998）。
自我报告的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们的报告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或歪曲。具体而言，人们可能不愿意告诉研究者任何让他们看起来糟糕或任何从负面角度描绘他们的事情。这可能会导致社会赞许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或者由人们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造成的歪曲。例如，有的研究只是询问人们对伴侣不忠（Schick et al.,2014）或者殴打伴侣（Follingstad & Rogers,2013）的次数，但得到的回答很可能低估了这两类事件的发生率。在一项调查中，几年前离过婚的人中有 4%声称他们从未离过婚（研究者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县法院看过了存档的离婚判决书）（Mitchell,2010）！再看另一个例子，与没有连接上测谎仪时相比，在连接上测谎仪时，女性报告有更多的性伴侣，在更年轻时失贞（Fisher,2013）。确保参与者匿名的程序，例如允许他们参加线上而非面对面的调查（Liu&Wang,2016），有助于减少这类社会赞许性偏差，但当研究涉及敏感问题时，偏差始终是一个问题。
观察法避免了自我报告的缺陷，但其实施成本很高，而且反应性可能是个问题。
如果伴侣频繁地使用“你”这个词，那么情况有点不妙；与那些不经常使用“你”的人相比，这样的人往往对自己目前的关系不太满意（Tausczik & Pennebaker, 2010）。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科学家们现在经常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es），即把之前几项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例如，Robles et al.,2014）。在元分析中，研究者把针对某一特定现象的所有现存研究汇总起来，合并它们的结果以确定其中包含的主题。如果之前的研究都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元分析使这一结果一目了然；如果存在差异，元分析就可能揭示出原因。
第3章 吸引力
吸引力的基础
一个关于人际吸引的假设是：我们会被那些对我们有奖赏意义的他人所吸引（Clore ＆Byrne,1974）。影响吸引力的奖赏（rewards）有两种：我们显然会从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的明显的直接奖赏，以及我们并非总能意识到的、仅与他人有关的更微妙的间接好处。直接奖赏指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所有显而易见的愉悦。当他们对我们充满兴趣和认可时，我们通常会因这些关注和接纳而感到满足。如果他们聪明又美丽，我们会欣赏他们这些赏心悦目的特征。当他们给予我们物质利益或好的建议时，我们显然会过得更好。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给予我们的直接奖赏越多，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大。
临近性：喜欢身边的人
我们可能会在网上认识某个人，但当我们能听到别人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微笑，并真正地握住他们的手时，互动是不是更有奖赏意义？大多数时候，当身处其中的人们彼此临近时（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很亲近），一段关系的奖赏价值更高。
你认识的人和最喜欢的人很可能就是上课时坐在你身边的人。
如果在教室里给大学生分配座位，即便教室非常小，他们也更可能与坐在身边的人成为朋友，而不是那些坐在教室另一边的人（Back et al.,2008a）。
显然，即使很小的距离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大多数人对此认识不足。每当我们选择生活、工作或上学的确切地点时，我们也就朝着决定哪些人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熟悉：反复接触
为什么临近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它使两个人更可能经常不期而遇，彼此变得更加熟悉。反复接触某个人（甚至只是看到某个人）通常会使我们更喜欢他／她，此即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Zajonc,2001）。即使我们从未与他们说过话，我们仍倾向于喜欢那些见过很多次的面孔，而非那些不熟悉的面孔。
当然，熟悉也有局限性。随着我们对他人了解的增加，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令人厌烦、难以相处或笨拙无能，与这样的人接触（曝光）越多，可能会让我们更不喜欢他们。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居民小区的研究发现，尽管居民的大多数朋友就住在附近，但他们的大多数“敌人”也住在附近（Ebbesen et al.，1976）！很少有人报告说他们讨厌住在几栋楼之外的人。相反，他们鄙视那些住得近到经常惹恼他们的居民，比如播放的音乐声音太大，放任宠物狗狂吠，等等。
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坚持让我的学生在学期中途换座位，与所有可能成为朋友的同学都挨着坐一坐。那么，到这门课结束时，他们可能结识和喜欢上更多的人。然而，因为他们可能也会厌烦频繁换座，所以我从未这样做过。
一般来说，在网上结识的人首次在现实中见面时，他们会略感失望，他们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了，但他们感知到的彼此间的相似性和对彼此的好感度却下降了（Norton et al.,2007）。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网友实际上什么样一—而不是我们之前认为的样子时，他们对我们的吸弓|力通常会减弱（Ramirez et al.,2015）。
当异地恋的伴侣分开一段时间后重聚时，临近性也可能带来惊人的问题。当伴侣不得不分离，比如一方要服兵役。伴侣对他们的关系越忠诚，他们就越思念彼此，而彼此越思念，他们就越会跨越千山万水努力表达持续的爱意与关心（Le et al,2011）。他们的谈话往往比通常的面对面谈话时间更长、更私密化，而且他们也倾向于保持积极的心态，避开敏感的话题（Rossetto,2013）。因此，他们可能会构建他们伴侣关系的理想化形象，把它描绘成一段值得等待的关系（Kelmer et al.,2013），伴侣不在身边确实（至少暂时）会让人的心变得更柔软（Jiang ＆ Hancock,2013）。不幸的是，重聚通常比人们预期的更有压力。重聚的恋人们会失去一些自主性，必须重新学习如何舒适地依赖彼此；他们必须重新协调自己的角色和生活节奏，正视（之前他们经常忘记的）对方身上自己不喜欢的一些东西（Knobloch &Wehrman,2014）。所以，三分之一的异地恋情侣在重聚后的三个月内分手（记住，承诺是影响这一切的关键因素），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Stafford et al.,2006）。
人们在约会app和交友网站上的体验结果可能令人失望，原因有几个。首先，大多数用户会遇到许多模梭两可的拒绝。他们“点赞”示好他人却没有引起对方的兴趣。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潜在的伴侣仔细考虑过你，并发现你不值得交往？或者他们只是在忙其他事情，没有意识到你的兴趣？不管哪一种情况，用户都会开始怀疑自己，他们对自己的脸和身材的满意度往往低于那些非用户（Stribel&Petrie,2016）。其次，可供选择的伴侣比表面看起来要少；为了让其网页更打动人，交友网站可能并不急于删除前会员不再活跃的主页。据2010年的一项调查估计，在某婚恋网站可浏览的个人主页中只有7%的人属于仍在寻找伴侣的人（Slater,2013）。而且（表面上）大量的选择未必有利于关系的成功。成百上千的个人主页让人不堪重负，因而人们变得漫不经心，对自己的选择也不再那么严格，例如想追求那些特别有吸引力的人，即使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点（Kreageretal.,2014）。由于被众多选择分散了注意力，他们也不太可能对任何一个伴侣做出承诺；大多数用户(53%)同时与多个人约会过(“OnlineDating Statistics”，2017)。尽管如此，现在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婚姻始于网上相遇。（只有45%的网恋发生在交友网站上；大多数网恋发生在其他地方）。
方便：远亲不如近邻
身边的伴侣比异地的伴侣更有优势：与异地伴侣交往所耗费的金钱和付出的努力，诸如昂贵的机票或路上的耗时等，使异地关系总体上比同城关系的成本更高。异地关系的奖赏价值也低；通过视频表达的爱意远不如真实的温柔一吻那样打动人。
当一段享受临近便利的亲密关系因距离而变得不方便时，它所遭受的损失可能是伴侣任何一方都始料未及的。坚守承诺的情侣通常能承受住分离的考验（Kelmer et al.,2013），但其他的伴侣关系最终可能因异地而破裂( Sahlstein, 2006 )。
临近的力量
大多数情况下，当两个陌生人开始闲聊时，他们聊得越多就越喜欢对方（Reis et al.,2011）。
外表吸引力：喜欢可爱的人
对美的偏爱：“美的即好的”
一般而言，我们似乎认为美的即好的；我们假设有吸引力的人，尤其是那些和我们属于同一族裔的人（Agthe et al.,2016），也有令人满意的特质，比如随和、外向和尽责，这些特质与其俊美的长相相辅相成（Segal-Caspi et al.,2012）。我们似乎不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思考就自动地做出了这些判断；一张美丽的面孔，在我们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就会引发积极的评价（Olson &Marshuetz,2005）。
对美的偏爱也可能使人混淆美貌与才能。在职场中，相貌出众的人比相貌平平的人工资更高、晋升更快。平均而言，貌美之人一生中比长相不太好的人多挣23万美元（Hamermesh,2013）。美国政客越有吸引力，人们就认为他们越有能力（Olivola & Todorov,2010a）。有魅力的人甚至在法庭上也会给人们留下更好的印象；在得克萨斯州，因犯轻罪而被罚款的罪犯中，相貌俊美的人比相貌一般的人需缴纳的罚金更少（Downs ＆Lyons,
谁是漂亮的
新生儿也表现出对成人认为有吸弓力的面孔的偏好（Slater et al.,2000）；当婴儿太小还没有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时，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注视有吸引力的面孔而不是没有吸引力的面孔。
这些有吸引力的面孔具有哪些特征？毫无疑问,如果女人拥有“娃娃脸”特征，诸如大眼睛、小鼻子、尖下巴和丰满的双唇，则她们更有吸引力（Jones，1995）。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看起来孩子气，而是要有女人味，青春可人；美丽的女人结合了这些娃娃脸的特征和健康成熟的标志，诸如突出的颧骨、窄小的脸颊和灿烂的笑容（Cunningham et al.,2002）。具备所有这些特征的女性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有吸引力（Jones，1995）。
男性的吸引力则比较复杂。下巴坚实、额头宽阔的男性—看起来强壮而有统治力——通常被认为是英俊的（Rhodes,2006）。（想象一下乔治·克鲁尼）。另一方面，当我们通过计算机成像技术把普通男性的面孔变得略微女性化和娃娃脸时，这种被“女性化”（看起来温暖而友好）的男性面孔也很有吸引力。（想象一下托比·马奎尔。）‘值得注意的是，哪种脸型对女性更有吸引力会受女性月经周期的影响；如果她们没有服用激素类避孕药而且月经周期正常，那么当处在排卵前的受孕期时，她们往往会发现粗狂的、男子气概的特征更有吸引力；但在每个月的其他时间里，她们则更容易被年轻的男孩气的面孔所吸引（Little et al.,2002）。
男性认为体重正常、不胖不瘦、腰身明显细于臀部的女性身材最具诱惑力（Lassek ＆ Gaulin,2016）。最具吸引力的腰臀比（waist-to-hip ratio,WHR）是曲线玲珑的0.7，即腰部比臀部细 30%（见图3.3）；这种“沙漏”型的身材对全世界的男性都有吸引力（Valentova et al.,2017）。比如在捷克共和国，女性的腰越纤细，她与自己男友或配偶的性生活就越频繁，并且男性的勃起功能也越好（Brody＆ Weiss,2013）。甚至天生失明的男性在通过触觉评估女性的身材时，也偏爱腰臀比例小的女性（Karremans et al.,2010）。
人们通常认为超重的女性不如身材苗条和正常体重的女性有魅力（Faries ＆Bartholomew,2012），一般而言，当妻子比丈夫瘦时，夫妻双方对婚姻更为满意（Meltzer et al.,2011），但对于男性而言，瘦的女性不比正常体重的女性更有吸引力（Swami et al.,2007）。在全世界，相比小乳房，男人更喜欢中等大小的乳房，而大乳房并不能让女人更具吸引力（Havlicek et al.,2017），但不管怎样，乳房的大小都不如其与女性身体其他部分的比例重要；腰胸比为0.75的曲线最吸引男性（Voracek&Fisher,2006）。此外，女人的腰臀比例比乳房大小更能影响男人对女人吸引引力的判断（Dixson et al.,2011）
当给男性5秒钟扫视女性全身正面裸体图片时，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乳房和腰部（Garza et al.,2016），之后才会注意面孔。
当男性的腰比臀略窄，即腰臀比为0.9时，他们的身体最有吸引力。宽阔的肩膀、强壮的肌肉也很有吸引力；与肩膀较窄（Hughes &Gallup,2003）和肌肉松弛（Lassek&Gaulin,2009）的男性相比，那些肩臀比例较高（约为1.2）、肌肉更强壮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年龄更早，女性性伴侣也更多。然而，男性光有好身材并不能吸引女性，除非他还有其他资源；只有当他能挣一份体面的薪水时，他的腰臀比才会影响女性对他的评价（Singh,1995）。男性即使英俊但若贫穷，对女性也并不那么有吸引力。
人们对外表吸引力的判断显然是多层面的，其他一些特征也会影响人们对外表吸引力的认知。在选择异性恋伴侣时，男女两性都倾向于喜欢男方高于女方（Stulp et al.,2013），但女性比男性更看重身高（Yancey ＆Emerson,2016）。所以，相比矮个男人，高个男人的线上资料会得到更多女性的回应。在婚恋网站上，矮个（如162厘米）男人也能得到与高个（如186厘米）男人一样多的回应，但前提是赚更多的钱才可以。要多很多。在这个特例中，矮个男人每年必须多赚221000美元，才能吸引女人的注意（Hitsch et al.,2010）。
未来伴侣身体散发出的气味对女人的影响也比男人更大（Herz＆Inzlicht,2002），值得一提的是，女人更喜欢多进食果蔬等健康食物的男人的体味，而不是摄人大量碳水化合物的男人的体味（Zuniga et al.，2017）。但是男人对气味也很敏感，相比那些不太有吸引力的女人的气味，他们更喜欢漂亮女人散发出的天然体味（Thornhill et al.,2003）。在一项关于体味的经典研究中，人们在上床睡觉之前使用无香味的肥皂洗澡，并连续几天穿着同一件T恤睡觉。然后，从未见过这些人的参与者深深地闻一闻这些T恤，并挑出最吸引他们的气味。面部对称、有吸引力的人的气味明显比面部不对称、没有吸引力的人的气味好闻，因为陌生人偏好相貌出众之人的体味，而不是相貌平平之人的气味（Thornhill et al.，2003）。另外，异性恋的男性不太喜欢同性恋男性的气味，后者的体味对其他同性恋男性比对异性恋男性更有吸引力（Martins et al.，2005）
长发的女性比短发的女性对男性更有吸引力。男性参与者对约会长发的女性更感兴趣，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长发女性不太可能已经订婚或者结婚，而且更愿意在第一次约会时就与他们发生性关系（Boynton,2008）。但男性的胸毛或头发再长也无此效果；女性更喜欢胸部光滑、少毛的男性，而非胸部多毛的男性（Dixson et al.,2010），剃光头的男性较之头发浓密的男性看起来似乎更高大和更强势（Mannes,2013）。
女性还喜欢聪明的男性（Karbowski et al.,2016）。这可能是当男性试图打动女性时，他们会使用比在日常对话时更华丽（即夸大）的辞藻的原因之一（Rosenberg＆Tunney,2008）。
最后，红色有一种特殊的力量。男女两性都认为穿红色（而非绿色或蓝色）衬衫的陌生异性（而非同性）更有吸引力和更性感（Elliot et al.,2010）。红色具有这种效应是因为当女性穿红色衣服时在性方面似乎更放得开（Pazda et al.,2014）。所以，女性身着红色衣服时，男性更可能对她们提出约会请求（Elliott&Niesta,2008），而且，如果两人关系进一步发展，当女方穿着红色衣服时，男方更可能留意女方的行踪（Prokop & Pazda,2016）。所有这一切或许并不是巧合：当女性期待遇见有吸引力（而非无吸引力）的男性时,她们会选择更多红色的穿戴（Elliot et al.,2013a）；相比一个月中的其他日子，当女性处在月经周期的受孕期时，她们更可能穿红色的衣服（Eisenbruch et al.,2015）。难怪情人节是红色的。
外表吸引力的演化观
婴儿天生就偏爱那些成人也认为有吸引引力的面孔（Slater et al.,2000）。对美貌的某些反应可能是遗传而来的。
当处于受孕期时，女性更偏爱低沉的嗓音、身材匀称的男性的体味，以及更大胆、更傲慢、更有魅力的行为（Gildersleeve，Haselton,&Fales,2014），而且她们还能更准确地判断某个家伙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Rule et al.,201lb）。她们还觉得睾酮水平高的男性的体味更好闻（Thornhill et al.,2013）。因此，当女人最有可能怀孕时，她们会被自信果断、狂妄自大的男人所吸引，即那些“举止更像浪荡子而非好父亲”的男人（Perrett,2010,p.104）；但在每个月的其余时间里，她们则偏爱温情脉脉、和善友好、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男子（Aitken et al.,2013）。如果女性正在服用避孕药（因而没有排卵），那么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则不会发生(Alvergne & Lummaa, 2010 )。
女性对待男性的行为在受孕期也会发生变化。她们更注重妆容（Guéguen,2012），打扮得更有挑逗性，穿着暴露更多肌肤的性感服装（Schwarz＆Hassebrauck,2008）。她们穿红色衣服的可能性是平时的3 倍多（Beall＆ Tracy,2013）。她们面对有吸引力的（而非无趣的）男人时会表现得更有风情（Cantu et al.,2014），跳起舞来也更有诱惑力（Fink et al.,2012a），并且更愿意接受陌生人的慢舞邀请（Guéguen,2009）。她们会对与有魅力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变得更感兴趣，即使是她们并不十分了解的男人（Roney＆ Simmons,2016）。
有这一切男性都会注意到，他们认为女人在即将排卵时的气味比一个月中的其他时间更好闻（Gildersleeve et al.,2012）。闻这些女人的T恤就会让男人体验到睾酮的激增（Miller &Maner,2010），并开始产生性幻想（Miller &Maner,2011）。当女人处于受孕期时，她们的声音（Pipitone et al.,2016）、面容（Bobst ＆Lobmaier,2014）和身体（Grillot et al.,2014）全都对男人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有一点似乎非常清楚，当女人即将排卵时，男人能微妙而真切地（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感受到她与平时略有不同，并且会被其吸引(Haselton & Gildersleeve, 2011 )。
这些行为模式支持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发情周期在人类身上也存在，恰如在其他动物中一样。当然，异性恋女性与其爱人发生性行为的实际频次并不会随着排卵波动（Grebe et al.,2013），所以发情周期在人类身上显得更为微妙。
推测看来，比起那些只是随便找个配偶的早期人类，那些成功地找到有生育能力、强壮、健康的配偶的早期人类更可能成功繁殖后代。因此，现代男性普遍偏爱身材匀称、腰臀比低的女性，现代（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普遍偏爱身材匀称、阳刚气、有活力的男性。
文化也起作用
吸引力的标准也会受到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影响。你是否看过文艺复兴时期以女性为题材的画作？画中的女人依据现代的标准看起来有点肥胖。在困难时期，当某种文化中的食物供应都成问题，人们都饿着肚子时，苗条的女性实际上不如丰满的女性受欢迎（Nelson &Morrison,2005）。在世界各地，只有在富足的年代，人们才认为苗条的女人有吸引l力（Swami et al.,2010）。事实上，随着 20 世纪美国经济的繁荣，社会期望女性越来越苗条，因而《花花公子》上一般的女模特现在都很苗条，符合患有饮食障碍的体重标准（Owen&Laurel-Seller,2000）。
不同族群的评判标准也可能存在差别（可能部分地受到不同的经济状况模式的影响）。在美国，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比白人女性更能接受超重，事实上，黑人和拉丁裔男性比白人男性更喜欢胖些的女性（Glasser et al.,2009）。［不过请注意：他们仍然喜欢腰臀比为0.7的身体曲线，这样的身材对所有男性都有吸引力（Singh ＆Luis,1995）。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中的女性腰臀比也是0.7。］
长相很重要
结婚4年后，男人对婚姻的满意程度与其配偶的吸引力有关，但女人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却与其配偶的长相无关（Meltzer etal.,2014）。女性都知道男性会以貌取人，这可能是 2015年美国87% 的整形手术对象都是女性的原因（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2016）。
但请记住，尽管男女两性（自称）对俊美长相的重视程度不同，但当人们在一起时，外表吸引力对男女两性都有影响（Eastwick et al.,2014）。长相很重要。外表吸引力是影响两性最初喜欢对方程度的最有力因素。
美的互动代价与收益
女人的美貌和她与男人互动的时间在总体上并不存在相关（Reis et al.，1982）。有吸引力的女人的确有更多的约会，但姿色平平的女人在有其他人在场的群体环境中会花大量时间与男人互动。相形之下，男人的长相与他们同女人互动的次数和时间存在相关。与英俊潇洒的男人相比，相貌平平的男人与女人之间任何形式的互动都更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表吸引力对男人社交生活的影响要甚于对女人的影响。
由于更受欢迎，有吸引力的人往往不那么孤独，更善于社交，比其他人更快乐一些（Feingold,1992），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和各色人等发生性关系（Weeden ＆Sabini,2007）。但是吸引力也有其端。其中一方面是，人们更经常对漂亮的人撒谎。相较于为了一个相貌平平的人虚构自己的形象，人们更愿意为了接近一位有吸引力的人而歪曲自己的兴趣和个性或虚报收入（Rowatt et al.，1999）。因此，当意识到别人经常“拍马屁”，或试图奉承讨好自己时，漂亮的人可能会开始谨慎地怀疑别人，对别人的某些溢美之词不以为然。
俊美之人习惯于和他人的愉快互动，但他们往往不像长相平平之人那样信任别人（Reis et al.，1982）。尤其是，他人的赞美可能含混不清。如果你非常有吸引力，你或许永远无法确定别人赞美你是因为欣赏你的能力还是喜欢你的长相。
外表吸引力的匹配
已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往往拥有相似的外表吸引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外貌非常相配，这种模式称为匹配（matching）。
一段关系越认真、越坚定，匹配通常就越明显。人们可能会追求比自已漂亮的人，但他们不太可能与之保持稳定的关系或订婚，因为双方并不是“同一类人”（Taylor et al.,2011）。这意味着，即使每个人都想找一个长得好看的伴侣，但只有那些外表同样俊美的人才能得偿所愿。真正好看的人并不愿意和我们这些相貌平平的人成为伴侣，反过来，我们也不想要长相‘比我们差”的伴侣（Lee et al,2008）。
相互性：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吸引力匹配现象表明，若想在关系市场中获得最大的成功，我们应该追求那些可能回报我们的兴趣的伴侣。实际上，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做的。当我们考虑可能的伴侣时，大多数人会用下面的公式来衡量自己对他人的实际兴趣，以及接近他们和试图开始一段关系的可能性（Shanteau&Nagy,1979）：
潜在伴侣的吸引力=他或她的外表吸引力×他或她接纳你的可能性
有严谨的研究比较了各种开场白的效果，故作幽默或轻浮的言谈都可能属于最糟糕的开场白。
我们先区分一下抖机灵的开场白与无伤大雅的中性开场白（如“嗨”或“最近还好吧？”）和诚实地表明兴趣的直接的开场白（如“嗨，我想认识你“）。当女性观看录像中的男人使用这些开场白时，她们最不喜欢的是抖机灵的开场白。当一位男子在单身酒吧里使用这些开场白时，中性或直接的开场白得到了70%的积极回应，而抖机灵的开场白的成功率只有 24%（Cunningham,1989）。挑逗性的开场白（比如“虽然我不是完美的男人，但我敢打赌能让你在床上疯狂”）往往效果更糟（Cooper et al.,2007）。
如果女人在单身酒吧里向男人说一句幽默的开场白，通常会奏效，但这是因为女人的任何一种开场白对男人都很奏效；有研究发现女人每次只说一声“嗨”就能搭山成功（Cunningham,1989）。男人似乎并不在乎女人使用什么样的开场白，这可能导致他们反过来高估了女人对故作幽默的开场白的喜欢程度。
最好的接纳通常来自那些挑剔讲究的潜在伴侣，他们并非来者不拒。；那些对每个人都说“yes”的人得到的“yes”很少，而那些只对少数人感兴趣的人则对他们所选择的人更有吸引力（Eastwick et al.,2007）。因为人们都喜欢被人喜欢，所以假装冷漠，对某人只是略感兴趣，是试图吸引他／她的一种愚蠢的做法。一味地欲擒故纵是行不通的。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有选择地欲擒故纵，也就是说，除了你想吸引的人，任何人想要得到你都很困难（Walster et al.，1973）。那些能够拒绝大多数人却乐于接纳我们的人，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潜在伴侣。
相似性：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
遇到喜欢我们的人具有奖赏意义。如果能遇到与我们恰好相似，与我们有同样背景、兴趣和品位的人，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相似性的种类
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幸福关系中的搭档在很多方面都比随机选出的陌生人更为相似。首先是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社会阶层等人口统计学上的相似性（Hitsch et al.,2010）。
幸福关系中的伴侣在人口统计学的出身和态度上更为相似，而人格在较小的程度上相似。
相异相吸吗
为什么有些人相信“相异相吸”呢?当人们不那么相似时，他们真的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吗？简单来说答案是否定的。相似性的运作方式有几个重要的微妙之处，可能会误导人们以为
相异之人有时确实会相互吸引。
我们认为彼此的共同点有多少：感知到的相似性很重要
第一个微妙之处是，我们对双方共同点的感知比实际的相似性更能影响我们对彼此的吸引力。例如，在一项速配约会研究中，人们相遇4分钟后，他们对彼此的兴趣与他们实际上有多少共同点关系甚微；相反，他们的人格和兴趣对彼此间喜爱程度的影响取决于他们认为彼此有多相似（Tidwell et al.,2013）。即使一段关系进一步发展，伴侣之间更加了解，感知到的相似性仍然很重要。多年的老友或结婚多年的夫妻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彼此间有比实际上更多的共同点（Goel et al.,2010）。他们高估了彼此间的相似性（de Jong& Reis,2014），并且要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如果他们真有一天能发现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与此同时，感兴趣的旁观者，比如朋友、家人和同事，可能会正确地观察到这对伴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从而推断出相异必然相吸。不是的，伴侣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的差异是他们所向往的，他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认为彼此间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他们错了(Sprecher, 2014 )。
发现差异需要时间
即使我们的确很了解我们的伴侣，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根据伯
纳德·默斯坦（Bernard Murstein）的刺激一价值观一角色（stimulus-value-role）
理论（Murstein,1987），随着一段新关系的发展，我们会获得有关伴侣的三种不同
类型的信息。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对彼此的吸引力主要基于“刺激”信息，
包括年龄、性别、长相等明显的外部特征。此后，在“价值观”阶段，当我们了
解到彼此是否喜欢同样的比萨、电影和政治观点时，吸引力取决于态度和信念的
相似性（见图3.8）。再之后，“角色”的相容性才变得更重要，此时我们最终发现
彼此在养育孩子、事业、家务以及其他生活事务等基本问题上是否一致。问题在
于，伴侣们对彼此的音乐品味（举个例子）可能十分满意，但却根本意识不到他
们在想住在哪里、生养几个孩子（如果生的话！）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有
时重大的差异只有在婚后才凸显出来；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夫妻仍可能生活在一起，
但这并不是因为相异而相吸。
你可能是我想成为的人
人们还仰慕那些拥有自己希望有的能力和才华的人。相似性运作的另一微妙之处在于，那些与我们的理想自我相似的人对我们有吸引力，即他们表现出了我们想要拥有但现在并不具备的品质（Strauss et al.,2012）。
差异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某些相似性更重要
家务和性别角色似乎的确是有影响力的那类相似性。在家务劳动分工上有分歧的同居情侣比意见相似的情侣更可能分手（Hohmann-Marriott,2006），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的夫妻比家务分配不公的夫妻对婚姻更满意（Amato et al.，2007）。在性别角色上更相似的夫妻——而不是像传统观点所期望的那样相异——比那些在行事风格和才干能力上相差很大的夫妻婚姻更幸福（Gaunt,2006）。具体而言，在婚姻生活中，与更为相似的夫妻相比，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和小女人味十足的妻子（他们显然有着不同的性别角色）感受到的理解、爱意和满足感及彼此的陪伴要少（Helms et al., 2006）。
匹配是广泛的过程
人们有时会与迥异于自己不过却有相似适配价值的人成双配对，比如一个老富翁娶了一个俏佳人。这样的伴侣实际上只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匹配，用长相换金钱，反之亦然。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资本，但这些伴侣仍在人际市场上寻找与自己身价整体相当的佳偶。
一项针对6485 名在线约会服务用户的研究发现，长相普通（好吧，难看）的男子（在男性中，吸引力排在倒数10%的男子）每年需要多挣186000美元，才能像英俊的男子（吸引力排在前10%的男子）那样吸引女性的关注；不过，如果这些相貌不佳的家伙确实能多赚这么多钱，他们受到的关注就和长相英俊的男子一样多（Hitsch et al.,2010）。
性选择可能促进了男性对年轻漂亮的伴侣的兴趣（Buss,2015）。年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女性在中年进入绝经期后便不能再生育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漂亮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与健康的某些方面有大致的关联（Van Dongen ＆ Gangestad,2011）。所以，男性特别看重女性的美貌（见图3.6），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寻找比自己年轻更多的伴侣（Antfolk et al.,2015）。
女性不必那么担心伴侣是否年轻，因为通常情况下，男性只要活着就能保留
生育能力。相反，鉴于女性对后代的巨大亲代投资，1她们应该找一位拥有丰富资
源的配偶，他能够在漫长的孕期和哺乳期保障母亲及其孩子的幸福。事实上，如图3.9所示，女性的确比男性更关心伴侣的经济前景，挥金如土的男人比吝啬的男人能吸引更多的性伴侣（Sundie et al.,2011）。女性对伴侣年龄的偏好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太大的变化（Antfolk et al.,2015）；女性直到75 岁左右才开始寻找比自己年轻的男性作为伴侣（Alterovitz& Mendelsohn, 2011）。
所以，以女性的年轻和美貌换取男性的地位和资源的匹配司空见惯（Conroy-Beam et al.,2015）。果不其然，当人们刊登征婚广告时，如果女性说自己“可爱、苗条、非常有魅力”，男性对她们最感兴趣，而男性如果把自己描述为“经济独立、事业成功”，女性对他们的兴趣最大（Strassberg &English,2015）。然而，这一切是演化压力的结果吗？文化论的倡导者认为，女性之所以要通过伴侣来获取想要的资源，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直接获得自身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机会（Wood&Eagly,2007）。的确，在美国这种聪明的女性能够获得工作机会的文化中，女人越聪明，其寻找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伴侣的欲望越弱（Stanik＆Ellsworth,2010）。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那些支持和促进女性平等的国家里，女性关注配偶钱财的程度有所降低（Conroy-Beam et al.,2015）。不过，即使是在芬兰、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平均来看，女性也比男性更关心配偶的经济前景（Zentner &Mitura,2012）。
“相异”有时亦能相吸：互补性
他人的回应若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我们就会喜欢（Fitzsimons et al.,2015）。
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适合各自天赋的劳动分工往往是有利的：如果我是一位梦想家，总是有各种奇思妙想，而你是一个关注细节的人，能细致而周到地制订计划，如果我们想去同一个地方度假，那么这肯定会是一场奇妙之旅（Bohns et al.,2013）。当我们真的渴望得到某个东西时，如果伴侣能让我们放手去做，真的是很美好。当我们很有把握时，我们希望伴侣听从我们的建议；在其他时候，当我们需要帮助和建议时，我们希望伴侣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Markey et al.,2010）。
这些奖赏性互补的例子听起来像“相异相吸”吗？我希望不是。一般而言，他人真正与我们相反的行为模式是令人厌烦和沮丧的，比如我们热情好客而对方却冷漠、故作清高；或者我们果断自信而对方却唯唯诺诺、消极被动（Hopwood et al.，2011）。强势的人喜欢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他们更喜欢那些有主见的人，而非那些一味过分顺从的人（Markey&Markey,2007），但不管怎样，在幸福的婚姻中，很少有夫妻一方对另一方颐指气使的情形（Cundiffet al.,2015）。请相信我，如果你是个冲动的人，往往不假思索就行动，你并不想找一位谨慎而有计划性的伴侣；如果你的伴侣与你一样冲动和鲁莽，你会感到更快乐（Derrick et al.,2016）。
个人成长和新奇的活动也具有奖赏意义，所以我们喜欢那些和我们兴趣不同（但并不矛盾）的人，因为他们使我们接触到彼此都喜欢的新鲜事物（Aron et al.,2006）。
男女两性期望什么样的伴侣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用以评价潜在伴侣的标准有三个主题。如果可以选择，几乎所有人都期望自己的伴侣拥有：
- 温暖和忠诚：值得信赖、亲切友善、给予支持、善解人意；
- 吸引力和活力：长相俊美、性感、外向；
- 地位和资源：经济上有保障、生活舒适。
男女两性在评估短期关系时也不像对长久的结合那样挑剔（Fletcher et al.,2004）。例如，当只是偶尔放纵一下时，两性都能接纳在智力、热情和收入前景方面差一些的情人，但对长期配偶的要求则要高得多（Buunk et al.，2002）。尤其是，当考虑短期外遇时，女性可以接受不是特别善良、可靠或通情达理的男性，只要对方有强壮的肌肉、性感、“火辣”就可以（Frederick&Haselton,2007）。
但女性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充满魅力、有主见、富有男子气概的男性可能是令人无法抗拒的恋人，却往往不见得是能托付终身的好丈夫（Boothroyd et al.,2007）。女性在挑选丈夫时，更看重良好的品格而非英俊的外表。当从长计议时，她们更看重温暖和忠诚及地位和资源这两个标准，而不是（外表）吸引力和活力这一标准（Fletcher et al.,2004）。威望和成就变得比勇敢和强势更为重要（Kruger &Fitzgerald,2011）。当她发现自己不能同时得到所有这一切时，普通的女性更喜欢善良、善解人意和富有（不要求特别英俊）的男子，而不是英俊但贫穷，或者富有、英俊但冷漠、不忠的男子（Li,2008）。
男性的优先项则不同。与女性一样，他们也看重温暖和忠诚，但与女性不同的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伴侣的吸引力和活力，而非地位和资源（Fletcher et al.,2004）。普通的男人更喜欢没钱但善良、美丽的女人，而不是富有但爱抱怨或温柔可亲但丑陋的女人（Li,2008）。
当然，在找寻亲密伴侣时，我们往往不得不在这些标准之间权衡。找到（并赢得！）完美的伴侣来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坚持要求自已的伴侣既善良和善解人意，又貌美和富有，我们很可能会长期处于失望和沮丧之中。所以，当评估潜在伴侣时，男性往往会首先确认女友至少有普通的长相，然后再寻求尽可能多的温暖、善良、诚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慧（Li et al,2002）。绝世容颜是男人所渴求的，但它不如高度的热情和忠诚重要（地位和资源屈居第三位）。女性往往会首先确认男友至少有一些钱或发展前景，然后再寻求尽可能多的温暖、善良、诚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慧（Li et al.,2002）。财富是女人所渴求的，但它不如高度的热情和忠诚重要，而长相排在第三位。
男人注重外表，女人注重资源，但似乎每个人都想拥有和蔼可亲、随和、有爱心和善良的伴侣。男性和女性在这方面没什么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睿智？），他们对伴侣温暖和善良的偏爱会变得更强烈（Brumbaugh ＆Wood,2013）。只要女方姿色中等，男方有一点经济实力，男女双方都想得到尽可能多的温暖和忠诚。
第4章 社会认知
假设你得了严重的流感，在家卧床不起，你的爱人一整天都没打电话询问你的病情。你感到很失望。为什么你的爱人不给你打电话？是他／她考虑不周和不体贴人微吗？或者这只是他/她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的又一个令人失望的例子？抑或更可能是你的爱人对你充满爱意和关心，不想贸然把你从睡梦中惊醒？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你可以选择一种宽恕、指责或介于两者之间的思路。重要的是，选择权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同一个事实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不论你选择何种解释，你的判断可能非常重要。说到底，你的认知要么会维系要么会损害你们的关系。
在社会认知这一章中，我们将集中探讨这类判断。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
指我们用来评价和理解自已和他人的所有知觉、解释、信念及记忆过程（Fiske ＆
Taylor,2017）。因此，简而言之，本章将关注我们思考亲密关系的方式。
第一印象（及其他）
第一印象很重要。我们在第一次短暂的会面后所形成的对他人的判断往往相当持久，最初的看法在数月之后仍有影响力（Uleman & Saribay,2012）。
自我们与他人相遇的一瞬间起，我们就开始对他人进行评判，这里的“瞬间”我指的是前 1/25 秒。只要 39 毫秒＇，我们便能判定一个陌生人的脸看起来是否在生气（Bar et al.,2006）。经过连续十分之一秒更加耐心的思考后，我们就能对一个陌生人的吸引力、讨人喜欢的程度和值得信赖的程度做出判断，这些判断与我们对该人的脸仔细审视一分钟后得出的判断完全一样（Willis & Todorov,2006）。
我们倾向于认为面部宽－高（长，译者注）比例大的男性（即面部宽而短的男性），比那些面部窄而长的男性更可能带有偏见。我们是对的。研究发现确实如此（Hehman et al.,2013）
我们认为脸窄的男性更正直、更值得信赖（Ormiston et al.，2017），但女性在挑选短期伴侣时偏爱面部宽－高比大的男性；他们看起来更强势，这一点在速配约会中很有诱惑力，但当女人评估他们是否适合作未来丈夫时，这样的男人并不占优势（Valentine et al.,2014）。
我们对他人的判断受到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的影响，即我们获得的关于他人的最初信息在连同我们的即时印象和刻板印象一起塑造我们对他人的整体印象时，往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因效应很好地说明了第一印象如此重要的原因：无论对错，我们对他人快速形成的第一判断会影响我们对后来所获信息的解释。约翰·达利和佩吉特·格罗斯（Darley&Gross，1983）通过实验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让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观看了一段录像，录像确立了一个名叫“汉娜”的年轻女孩的社会阶层。他们准备了两段不同的录像，有些人看到汉娜在校园里破旧的水泥地面上玩要，然后回到一个昏暗的小复式公寓，因而认为她很穷；而另一些人则看到汉娜在宽阔的草地上嬉闹,然后回到了宽明亮的大房子里，因而认为她很富有。好消息是，当达利和格罗斯要求参与者猜测汉娜的在校表现时，并没有人认为富人家的孩子比穷人家的孩子聪明；两组参与者都认为她的成绩一般。然而，在那之后，研究者又向参与者播放了汉娜参加一项能力倾向测验的录像，汉娜的表现时好时坏，她有时能答对一些很难的问题，有时却在简单的问题上犯错。所有参与者看的是相同的录像，但坏消息是，根据他们对汉娜的社会阶层的印象，参与者对视频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那些认为汉娜贫穷的参与者指出了她的错误，并判断她的表现低于平均水平；而那些认为她富有的参与者却注意到她的成功之处，并评价她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对汉娜的社会阶层持不同先人之见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汉娜同样的行为，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请注意这一过程是多么微妙：他们并没有仅仅因为知道了汉娜的社会阶层就草率地对她做出带有偏见的判断，犯一个很容易被察觉的明显错误。相反，他们对汉娜的社会阶层的印象在他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并干扰了他们对她后来行为的解释。他们可能会很自信地做出带有偏见的判断，并且认为自己公平公正。两组参与者都能挑出汉娜测试时的一段表现，即符合他们先人之见的那部分，并认为自己做出的判断完全正当合理，却从未意识到持有不同第一印象的人也在观看同样的录像并且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因此，第一印象会影响我们对随后获取的关于他人的信息的解释，也会影响我们对新信息的择取。当我们想要验证对他人形成的第一印象时，我们更可能寻求能够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而不是查找能够证明自己这一信念错误的资料。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会表现出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他们常常寻求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信息，而不是寻找那些能证明自己错误的例证（Snyder,1981）。例如，假若你被要求去访谈一个同学，以确定他／她是否是一个善于社交的外向型的人，你会收到一份问题清单，上面列有可以提问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中性的（如“举止友善和坦率的优缺点是什么？”），而其他一些问题则倾向于引发内向的反应（如“喧闹聚会的哪些方面令你讨厌？”），还有一些问题则可能带来外向的回答（“当你想在聚会上活跃气氛时，你会做些什么？”）。你会如何进行访谈？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选择那些能证实你预期的问题。
当研究者让一些参与者去查明某位陌生人是否外向，而让另一些参与者去查明此人是否内向时，上述的一幕就发生了（Snyder ＆ Swann,1978b）。两组访谈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方式，所提的问题可能会让他们得到他们期望发现的行为例证。事实上，这些访谈是如此偏颇，以至于那些偷听他们对话的观众，根据访谈者的先人之见真正地相信陌生人非常外向或内向。
验证性偏差的问题在于，它们会引出与我们的先人之见相符的关于他人的片面信息，其结果是，我们很少正视那些表明我们的第一印象错误的证据。因而，我们不仅会坚持那些错误的草率判断，而且往往会过度自信（overconfident），误以为自己比实际更准确，犯了许多错误而不自知（Ames et al.，2010）。举一个例子，在你开始一段新的恋爱关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很自信地认为你了解他／她的性史。例如，你可能会越来越确定你知道他／她是否有性传播感染。但不幸的是，你不太可能像你自己认为的那般了解情况。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进行的研究发现，人们对新结识的人HIV 阳性风险的估计，不如他们认为的那样准确（Swann et al.，1995）。当一段新的关系开始时，他们过度自信，而随着关系的发展，他们只会变得更糟（Swann&Gill,1997）。随着熟悉度的增加，人们越发确信自己很了解新伴侣，但他们的准确性并无变化（见图4.2）。
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Todorov et al.,2015）。我们很少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加工关于他人的信息。相反，我们已有的观念，无论是简单的刻板印象还是草率的第一印象，都会影响我们获取新信息的方式及我们对这些信息的理解。我们往往意识不到我们是多么容易忽视那些证明我们可能错了的证据。我们不会先行试探。仅凭一些倾向于支持自身观点的事实，我们就错误地相信自己对他人的判断，结果所犯的错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当然，随着相处时间和经验的增加，我们对伴侣的了解也会加深，并且随着人们对彼此了解的增多，第一印象的确会发生变化（Brannon &Gawronski,2017）。然而，在一段关系的每个阶段，已有的信念都有影响力，这是我希望阐明的基本观点。当涉及朋友和爱人时，人们或许视其所乐见，且持有并不总是正确的自信判断( Leising et al., 2014 )。
当大学生本人及其父母、室友被要求预测该学生恋爱关系的未来发展时，大学生的父母和室友做出的预测都要比大学生本人更准确（MacDonald ＆ Ross,1999）。你可能会认为人们才是自己亲密关系的最佳评判者，但学生们专注于他们亲密关系的优势而忽略了其弱点，因而，他们自信而乐观地预测的关系持续时间通常比实际的更长。父母和室友则更冷静、更公正，虽然他们对自己的预测不是很有信心，但他们对亲密关系未来发展的预测却更为准确。实际上，对异性恋关系的未来发展，最准确的预测往往来自女方的朋友（Loving,2006）。如果她的朋友们赞成一段关系，那么这段关系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但如果他们认为这段关系注定会失败，那么这两个人就很可能告吹（Etcheverry＆Agnew,2004）。
因此，那些使我们对新结识者的知觉复杂化的因素，如过度自信、验证性偏差和先人之见，在已建立的亲密关系中也会产生作用。显然，我们并不是对自己的亲密关系一无所知，当我们深思熟虑、小心谨慎时，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未来发展做出的预测比在浪漫的心境下做出的预测更准确。但一旦我们致力于一段亲密关系并希望它持续下去时，我们就很难保持冷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容易产生支持我们对伴侣乐观的错误知觉的验证性偏差（Gagné& Lydon,2004）。
专栏4.1 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想想看：你去参加一项心理学研究，研究者在剪贴板上登记你的名字时，让你替她端着一杯热咖啡，持续大约 20 秒。之后，研究者让你对一段短文所描述的陌生人形成一种印象。你温暖的双手会让你直觉地认为这个陌生人是一个热情而慷的人吗？反之，如果你手拿的是一杯冰咖啡，你会不会不那么喜欢这个陌生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温暖的双手比冰冷的双手更能使研究参与者对陌生人产生温暖的想法(Williams & Bargh, 2008 )。
约会时坐在摇晃的椅子上，旁边的桌子也摇晃不定，这是否会增加你对伴侣稳定性（如信任和可靠性）的渴望？答案也是肯定的（Kille et al.,2013）。这些现象有两个方面很有趣：首先，我们对他人的印象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与被评判的人无关。其次,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当前的条件，如他们双手即时的温度，会左右其判断。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为什么我们持有自己的观点，有时，我们对他人的印象是没有根据的。
知觉的力量
伴侣的理想化
在理想的浪漫关系中，你在寻觅什么？正如第3章所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伴侣温暖且值得信任、忠诚且热情、富有且充满魅力。我们对伴侣的满意度取决于他／她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Tran et al.,2008）。然而，现实中的伴侣与理想中的通常会有些差距。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与我们吸引到的真实的人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是对我们的伴侣构建善意和大度的认知，强调他们的美德而缩小其缺点。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评价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将伴侣描述为最好的样子（Fletcher et al.,2013）。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的现实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无视伴侣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点是局部的、特定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Neff ＆Karmey,2003）。他们了解所有的事实，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却与众不同，所以他们对伴侣的评价比其他人更积极，甚至比伴侣对自己的评价还更为积极（Solomon&Vazire,2014）。
把爱人看得这么高是不是有点危险？当伴侣不符合这些积极的知觉时，人们会不会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答案可能取决于我们的积极错觉有多么不现实（Neff&Karney,2005）。如果我们真的是自欺欺人，凭空虚构伴侣并不具备的令人期待的品质，我们可能注定会幻想破灭（Niehuis et al.,2011）。如果我们将伴侣捧上神坛，并期望他们完美无瑕，这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好事（Tomlinson et al.,201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了解伴侣各方面的情况，但只是以一种善意的方式来解释它们，那么这种“错觉”可能是非常有益的（Fletcher,2015）。当我们将伴侣理想化时，我们倾向于以积极的方式来评价伴侣的行为，也更愿意承诺维持好这段亲密关系（Luo et al.,2010）。我们可以慢慢地让伴侣确信，他们实际上就是我们认为的优秀的人，因为我们的高度尊重也会提高他们的自尊（Murray et al.，1996）。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浪漫伴侣的理想化形象与更高的满意度相关（Murray et al.,2011）。
此外，我们还有一种聪明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免于幻想破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的伴侣时，我们倾向于修正我们对理想伴侣的期望，以便我们的标准适合我们现在的伴侣（Fletcher &Kerr,2013）。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顺势认定我们的伴侣拥有的品质就是我们想要的。
因而，通过选择看好的一面，即把伴侣看得尽可能好，并调整我们的理想和希望，使之符合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我们便可以增加对现有伴侣感到满意的机会。
归因过程
我们对事情发生原因的解释，特别是一个人为什么做了或没有做某事，被称为归因（attribution）。归因确定事件的起因，强调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将其他因素的作用最小化。我们可以强调个体的内在影响因素（如人格、能力或努力），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例如，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于内因，如他们的准备和天赋；而那些成绩差的学生则把失败归咎于外因，如测试太难（Forsyth & Schlenker,1977）。原因还可以分为可控的，因而我们能管理它们；或者不可控的，因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在关于亲密关系归因的研究中存在三种广泛的模式。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仍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的强烈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他们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Malle,2006）。人们通常能敏锐地意识到塑造他们行为的外部压力，但却忽视了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因此，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们承认有外部压力，但当其他人表现出完全一样的行为时，他们却会做内部归因（如归因于他人的性格）。这一现象在亲密关系中具有挑性的原因是，它使伴侣们忽视了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通常是他们自己挑起的。在争吵中，如果一方认为，“她那样做激怒了我，”另一方可能会想，“他太喜怒无常了。他需要学会控制自己。”这种偏差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几乎任何互动中，双方都可能对各自所做的事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其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Robins et al.,2004）。更复杂的是，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彼此归因的差异，每个人都可能认为对方会像自己一样看问题。当伴侣们有意识地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观点时，行动者／观察者差异就会减少（Arriaga &Rusbult,1998），但很少会完全消失（Malle,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假设，即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理解你行为的所有原因。
伴侣们也可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即乐于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却试图避免对失败承担责任。人们喜欢对发生在自已身上的好事负责，而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当关系进展顺利时，他们通常认为主要归功于自己；如果关系变糟，他们则没有太多的责任（Thompson &Kelley,1981）。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知道自已的良好意图（并予以充分肯定），即使我们并没有将它们落实下去；而判断别人时我们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可能本来打算做什么（Kruger &Gilovich, 2004）。
想象一下，丈夫上床睡觉时在想：“我敢打赌老婆明天早晨会喜欢在床上吃早餐。”他打算为她做点什么，并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个体贴周到的伴侣。但当他睡过了头，不得不飞奔去上班，而根本没有任何体贴之举时，他很可能仍自我感觉良好：毕竟自己的意图是好的。相反，妻子只能通过丈夫的行动来评判他；在这件事上，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丈夫是体贴的。不同的信息来源使丈夫认为自己是一位比妻子（或任何其他人）所认为的更好、更体贴的伴侣（Lemay,2014）。
这种微妙的过程使得对事件的自我服务式解释在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确，相爱的伴侣对彼此的自我服务偏差要比对其他人少（Sedikides et al.，1998）。尽管如此，在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仍然存在自我服务偏差。特别是发生争吵时，夫妻双方都倾向于认为争吵主要是对方的过错所致（Schutz,1999）。如果发生了婚外情，人们往往认为自已的外遇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逢场作戏，但却认为配偶的出轨行为是严重的背叛（Buunk,1987）。
所以，伴侣们独特的视角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错误有更好的辩解理由，却不肯原谅朋友或爱人所犯的同样错误。他们还倾向于认为对方是大多数分歧和冲突的根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很好相处，但对方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第三种重要的模式就是，伴侣双方的一般归因模式影响他们对关系的满意度（Osterhout et al.,2011）。幸福的人对伴侣行为的归因可增进关系。他们认为伴侣的积极行动是有意的、习惯性的，表明了伴侣的良好品格；也就是说，幸福的夫妻对彼此的积极行为进行可控、稳定和内部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错，视其为偶然的、特殊的和情境性的。因而，消极行为被归因为外部的、不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因素。
通过这样的归因，彼此满意的伴侣放大了对方的善意，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对方的失误，只要伴侣的不当行为的确只是偶尔的疏忽，这些善意的解释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McNulty,2010）。但互不满意的伴侣则恰恰相反，他们夸大坏的一面，弱化好的一面（Fincham,2001）。不幸福的夫妻常做维持痛苦的归因，将伴侣的消极行为视为故意的和例行的，而将积极行为看作无意的和偶然的（见图 4.3）。因此，美满的伴侣常以宽容之心来评判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
人们可以选择用引发爱意和宽容大度的方式或悲观和贬损的方式来解释伴侣的行为，关系的成功可能最终取决于归因方式的选择。
记忆
我们通常以为自己的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真实表征。特别是，我们倾向于信任生动的记忆，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确定和具体。但多年的研究（Della Sala,2010）清晰地表明：随着新事件的展开，我们会编辑和修正自己的记忆。因此，我们对过去的记忆总是混杂着当时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现在才知悉的事情。心理学家用重构性记忆（reconstructive memory）这一术语来描述随着新信息的获得，我们的记忆被不断地修正和重写的现象。
重构性记忆会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首先，伴侣目前对彼此的感觉会影响他们对共同往事的记忆（Ogolsky& Surra,2014）。如果目前很幸福，人们倾向于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但如果他们现在不幸福，关系在走下坡路，他们会低估他们曾经多么幸福和相爱。这些记忆把戏有助于我们适应所遇到的情况，但它们经常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亲密关系一直比实际情况更稳定、更可预测，这会助长有害的过度自信。
好消息是，通过错误地回忆过去，伴侣们可以对他们的未来保持乐观（Lemay &Neal,2013）。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满足的情侣都可能回忆起他们过去有过一些问题，但最近情况有所好转，所以他们现在比过去更幸福（Karney&Frye,2002）。关于这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长期追踪这些配偶，他们会再三地告诉你这一点，即使他们对彼此的满意度日渐下降而不是增加（Frye &Karney,2004）。显然，通过回忆亲密关系中那些并未发生过的新近改善，人们比不这样做可能更为幸福。
关系信念
人们还会带着对关系如何运作的既定信念步入亲密关系。
浪漫主义（romanticism），即一种认为爱情应该是选择伴侣的最重要的依据的观点（Weaver&Ganong,2004）。浪漫主义者认为：（1）每个人都只有一份完美的“真”爱；（2）真爱能找到克服一切障碍的方法；（3）一见钟情的爱情是可能的。这些浪漫信念显然会给一段新恋情增添一抹玫瑰色彩，在最初几个月，浪漫的情侣比不浪漫的情侣体验到更多的爱、满足感和承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念往往会逐渐减弱（Sprecher ＆Metts,1999）。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很少能满足如此高的期望。
至少浪漫的信念看起来是相当有益的（Leising et al.,2014），其他一些明显有害的特定信念则不能相提并论。人们对亲密关系所持的某些信念是有负面作用的（dysfunctional）；也就是说，它们似乎对亲密关系的质量有不利影响，使伴侣更不可能满意（Goodwin&Gaines,2004）。人们所持的什么观点能产生如此有害的影响？应警惕以下六种观点：
- 分歧具有破坏性。分歧意味着伴侣还不够爱我。如果我们深爱对方，就不会有分歧。
- “读心术”很重要。真正彼此关爱的伴侣仅凭直觉就能知道对方的需要和喜好，根本不需要对方告知。如果必须由我来告诉伴侣我的想法和需求，那只能说明伴侣还不够爱我。
- 伴侣不可能改变。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一直如此。如果爱人犯了错，他／她不会改正。
- 每一次性生活都应该是完美的。只要我们的爱情是忠贞的，那么每一次性生活都应该是美妙的、令人满足的。我们应该总是渴望性生活并做好准备。
- 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和需求是如此不同，你真的不可能了解异性。
- 美好的亲密关系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你不需要努力维持一段良好的亲密关系。人们要么相处融洽，注定幸福地在一起；要么格格不人，无法相处。
期望
如果关系信念是错误的，它们可能会一直错下去。相形之下，人们对他人行为的一些更具体的期望一开始是错误的，但后来却变成了现实（Rosenthal,2006）。我这里指的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illing prophecy）,这些预言本是错误的预测，因为它们引导人们以使错误的期望成真的方式行事，所以最终成为了现实。
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第一步是，我们所称的知觉者形成对他人（目标）的期望，即预测该目标将会如何行动。
然后，在重要的第二步中，知觉者做出行动，通常以符合自已期望的方式。的确，知觉者很难避免微妙地传达自己对目标的真实想法。比如，与持不太积极的期望的知觉者相比，持赞许性期望的人与目标互动的时间更长、更频繁，有更多的目光接触，坐得更近，笑得更多，问的问题更多，并鼓励更多的回应（Rosenthal，2006）。
知觉者行为的接受方可能会注意到所有这一切，而目标的解释将影响他/她的反应（Stukas&Snyder，2002）。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目标在第四步做出反应时，是以一种与知觉者对待他/她类似的方式。热情通常会被还以兴趣（Snyderetal.，1997），敌意通常会遭遇反击（Snyder&Swann，1978a），轻浮则会收获诱惑（Lemay&Wolf，2016b）。因而，知觉者往往从目标身上引出他/她所期望的行为，而如果知觉者没有期望这种行为，那么目标的行为方式或许会完全不同。
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本质，当知觉者解释目标的反应时，他/她不太可能认识到自己在引起目标反应中所起的作用（McNulty&Karney，2002）。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将会使知觉者把目标的行为归因于目标自己的性格或心境。毕竟，知觉者在目标身上发现了他/她所期待的行为；还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知觉者的期望是正确的吗？（这是我们在判断他人时往往过度自信的另一个原因；当我们让自己的错误期望成真时，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我们错了！）
这就是我们对他人的知觉如此有影响力的另一个根本原因。这些知觉不仅影响我们对所获信息的解释，而且也指导我们对他人的行为（Gunaydinetal.，2017）。我们经常从他人那里获得我们所期望的东西，有时这种行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推动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的期望如何让它们自身成为了现实。
研究者通过一个巧妙的实验证明了自我实现的预言（Snyderetal.，1977）。他们让明尼苏达大学的男生相信自己正在和一个非常有魅力或非常没有魅力的女生通电话。研究者给每位男生一张他即将结识的女生的假照片，然后将随后的谈话录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那些以为自己会和美女聊天的男生比那些预期和相貌平平的女生聊天的男生有更高的期望，在交谈开始时，他们更为热切和感兴趣；听谈话录音的人认为他们更善交际、热情、外向和大胆。男生对女生的判断（通常是错误的）清晰地反映在了他们对待女生的行为中。女生又是如何回应男生的这些行为的呢？她们并不知道自已被贴上了漂亮或丑陋的标签，但确实知道与自己交谈的男生听起来是热情的还是冷漠的。其结果是，男生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那些被认为有吸引力的女生确实听起来更有魅力，她们以热情和感染力回应对自己明显感兴趣的男生。相比之下，那些被认为没有吸引力因而被男生淡漠对待的女生听起来则相当乏味。
因为期望会引导我们对他人的行为，所以它们并不是惰性的。关于这一点的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研究者先使参与者期望陌生人可能会喜欢或讨厌他们，然后让他们与陌生人交谈（Curtis&Miller，1986）。参与者被告知，为了研究不同类型的互动，研究者事先给了陌生人关于参与者的虚假信息，所以参与者可以预期陌生人在见面时会做出友好还是不友好的反应。然而实际上，没有一个陌生人知道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对这次互动会顺畅还是糟糕的虚假期望只不过是参与者的臆想罢了。（想象你自己处在这样的场景中：你认为即将谋面的人已经喜欢或讨厌你了，但那个人实际上却对你一无所知。）结果怎么样？人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那些预期自己会被人喜欢的参与者，以一种吸引人、开放和积极的方式和他人打招呼，他们的言谈举止讨人喜爱，而且与他们见面的陌生人真的喜欢他们。然而，那些预期自己不被人喜欢的参与者则小心翼翼、戒心重重、不够坦率，并且确实让对方不喜欢他们。错误的期望再一次使期望的行为变为现实，积极的期望大有益，而消极的期望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对他人持有不同期望的人们可能会为自己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社交世界（Stinsonetal.，2009）。例如，杰拉尔丁·唐尼（GeraldineDowney）及其同事证明，那些经常担心被他人拒绝的人，往往表现出更可能遭人拒绝的行为方式（Romero-Canyasetal.，2009）。拒绝敏感性高的人往往会焦虑地感知到他人的怠慢，即使没有人有意冷落他们。于是他们反应过度，恐惧地表现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敌意和防御（Romero-Canyasetal.，2010）。他们的行为令人讨厌，因此，他们自已和伴侣往往对他们的亲密关系不满意。
拒绝敏感性的另一面可能是乐观主义，即期望好事发生的倾向。长期乐观的人比那些不太抱希望的人享有更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的积极期望对伴侣关系有益（Carver&Scheier，2009）。与悲观主义者相比，他们认为自己的伴侣更具支持性（Srivastavaetal.，2006），他们报告说自已能够和伴侣一起创造性地、有效地解决问题（Assadetal.，2007）。他们对自己能解决难题的期望显然会使他们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地直面任何难题，而这实际上也让问题更易于处理。
自我知觉
专栏4.3 无意识的社会认知
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你可能会识别出我们到目前为止讨论过的社会认知的大部分内容。某些归因、信念和期望可能是习惯性的，几乎不经过任何深思熟虑就自动地起作用。但它们仍然是有意识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它们，我们就能识别它们，并认识到它们的作用。
然而，亲密关系对我们的某些影响，我们可能完全意识不到。我们可以从与他人的紧密联系中学到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会以我们从未注意到的方式影响我们之后的行为（Chenetal.，2013）。
例如，与他人的特定关系有时会以反复出现的主题为特征。例如，你的父亲可能一直敦促你在学校要取得好成绩。现在，如果有什么东西不易察觉地使你想起了父亲—而且你喜欢他—你可能会比如果没有想起他的情况下在一项困难的任务中坚持更长的时间（Fitzsimons&Finkel，2010）。你可以表现得就像父亲站在你的身后，催促你前进。反之，如果你不喜爱你的父亲，却又想起了他，你或许会做一些他不希望你做的事情（Chartrandetal.，2007）。这些模式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提醒物”可以是在你眼前闪过的父亲的名字，闪现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你无法确定自已看到了什么（Zayas&Shoda，2015）。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未曾有意识地想到父亲，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下意识地想起了他，尽管如此，你过去与他在一起的经历可能会指导你当前的行为。
此外，我们常不经意而又习惯性地把过去的经验带到新的关系中。如果新结识的人与过去苛待过我们的人相似，我们可能会无意中冷漠地对待他们却不自知。这些行动或许会引发他们不太友好的反应，于是，我们可能会开始建立新的不愉快的关系，就像我们不愉快的过去经历一样，而我们过去的伴侣不曾有意识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Berenson&Andersen，2006）。
令人欣慰的是，无意识的影响也能为我们所用。如果新结识的人与你曾愉快相处的人相似，你们的交往就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开始。虽然你可能并未有意识地想起以前的伴侣，但你或许会（并非有意为之）表现得特别热情和友善（Przybylinski&Andersen，2015）。
所以，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带人新伴侣关系的包袱可能影响关系结果的所有方式。与某些人的相遇会触发我们从过去关系中习得的无意识倾向，而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倾向的存在。
在社交互动中，自我概念试图实现两种不同的功能（Swann&Buhrmester，2012）。一方面，人们从他人那里寻求能提升其自我概念，并使其认为自己受欢迎、有吸引力和有能力的反馈。我们都喜欢听关于自己的正面信息，并设法与那些能帮助我们树立正面自我形象的人交往。
另一方面，因为遇到与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的信息会令人不安，所以我们也希望得到能维持我们现有自我概念的反馈。无论好坏，自我概念在组织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方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使生活变得可预测，并支持我们对每一天会发生什么的一致预期。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牢固的自我概念，与他人的交往互动将变成令人困惑的一团乱麻，而不断面对与自我形象相矛盾的信息会令人不安。因此，如果他人的反馈与人们已有的对自我的看法一致，并证实了他们现有的自我概念，人们也能从中得到安慰（Seidman&Burke，2015）。
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对积极的、赞美的反馈的渴望）和自我验证（self-verification，对与现有自我概念一致的反馈的渴望）这两种动机对于喜欢自已和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人来说是密切相关的。当这样的人与赞美和表扬他们的人交往时，他们获得的反馈同时具有自我提升和自我验证的作用。但对于那些真心认为自己技能不足和不讨人喜欢的人而言，生活要更为复杂。他人的积极评价会使他们感觉良好，但会威胁到他们消极的自我形象；消极的反馈和批评肯定了他们的自我概念，但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这两种动机如何在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人身上共存？答案之一是，自我概念较差的人喜欢总体的赞扬，这表明伴侣对他们感到满意，但他们更偏爱关于其具体缺点的自我验证的反馈（Neff&Karney，2005）。伴侣很清楚你的毛病，但仍然喜欢你，这样的伴侣貌似能同时满足这两种动机（Lackenbaueretal.，2010）。自我提升似乎也是一种更自动的、相对无意识的反应，主要是情绪性的，而自我验证却根源于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认知。这就意味着那些自我概念较差的人喜欢他人的表扬和赞美，但一旦有机会思考这些，他们就会不相信或不信任这样的反馈（Swannetal.，1990）。
那么，这又会怎样呢？这些现象与亲密关系研究的相关性在于，如果人们认真地选择亲密关系的伴侣，他们会选择那些支持他们现有自我概念的亲密伴侣，不论其自我概念是好是坏（Swann&Buhrmester，2012）。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假设你在大学宿舍与人共住一个两人间，一学期结束后，有人问你是否想换室友。你有积极的自我概念，你的室友喜欢你并告知了你。你想离开吗？很可能不会。但如果室友不喜欢你并不断地贬低你，你或许就想搬离这个宿舍了。如果一个人在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上与你看法不同，你不会想和这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总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相反的观点会令人厌倦和不愉快。
现在想象一下，你有糟糕的自我概念，同住的室友不断地告诉你没有理由怀疑自己。这样的鼓励让人感觉很棒，你还想得到更多鼓励，对吗？错了！保护和维持我们现有自我概念的动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人想要逃离那些以积极方式感知他们的室友；他们宁愿有不喜欢他们的室友（Swann&Pelham，2002）。这种不喜欢虽然令人不快，但至少它让接受者安心，即这个世界是可预测的。
在恋爱关系中，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当人们选择约会对象时，自我提升是首要的；人人都会寻找喜欢并接纳自己的伴侣。因此，即使是自我概念较差的人也会追求能提供积极反馈的伴侣。然而，在相互依赖性更强、承诺更多的关系（如婚姻）中，自我验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现象被称为婚姻转变——人们希望得到支持他们自我概念的反馈（Swannetal.，1994）。如果有消极自我形象的人发现自已的配偶过于赞美和欣赏自己，他们会逐渐找到尽可能避开配偶的方法：
想象一下，一位男士从妻子那里得到了他认为不应该得到的赞扬。虽然这样的赞扬最初可能让他感到乐观和幸福，但如果他断定妻子只不过是言不由衷·….·或者他干脆认为妻子是个傻瓜，那么这种积极的情绪就会慢慢消退。无论哪种情况，从非常熟悉自己的人那里得到过度好评都可能助长一种不安和不真实感，以及对评价者的不信任感（Swann，1996，p.118）。
总的来说，自我概念有助于指导我们对亲密伴侣的选择。他人的认可和接纳总是令人愉悦的，但在有意义的长期关系中，人们更偏爱能证实其自我认知的他人反应。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对赞美我们的配偶最满意，但自我概念消极的人却不会；他们可能会觉得能证实自己较低的自我评价的伴侣更理解自己，也更亲近（Chunetal.，2017）。
自我概念当然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改变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人们对所持自我概念的确定性。好消息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个傻瓜但又不很确定，来自爱慕你的恋人的积极反馈可能会改变你的自我形象，因为你很享受并相信伴侣所说的话（Stinsonetal.，2009）。坏消息是，如果你确信自已毫无价值，那么和那些非常了解你并接受你本来样子的人（即那些认同你没有价值的人）在一起会更自在。
印象管理
当我们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特定印象时，我们经常会陷人习惯性的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对我们的描绘在过去引发了我们想要的回应（Schlenker，2012）。所以，不论我们是否在有意为之，我们经常在进行印象管理（impressionmanagement），试图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印象。
我们在他人面前所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受到印象管理方面的战略监管。女性与有魅力的男子约会时，比与自己的闺蜜一起外出时吃得更少（Robillard，2008）。当男性想给女性留下深刻印象时，他们会在滑板上冒更大的风险（并引发更多哗众取宠的碰撞）（Ronay&vonHippel，2010），看恐怖电影时假装镇定自若（Dosmukhambetova&Manstead，2012），炫耀奢侈品（Sundieetal.，2011）。是的，人们会假装性高潮，在网上的个人资料中，女性谎报自己的体重，男性则虚报身高（Hitschetal.，2010），但大多数印象管理是向别人（或许是选择性地）披露自己真实的特征（Schlenker，2012）。例如，通过表明自己的某些态度但不提及其他态度，人们似乎与他们遇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种简单的印象管理策略可促进优雅、具有奖赏意义的社交互动，并且根本不涉及虚伪。因为别人拒绝虚假和欺骗，所以人们很少以完全虚构的面目出现。
一项对58466名美国志愿者点赞条目的分析发现，他们点赞的模式让人很容易辨别他们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白人还是黑人。性取向也非常明显，并且目前是否单身，是否吸毒，其父母是否离异，都非常清楚（Kosinskietal.，2013）。
下面是记分卡：
| 个人特征 | 研究者的准确性 |
|---|
| 性别 | 93% |
| 种族 | 95% |
| 性取向（男） | 88% |
| 性取向（女） | 75% |
| 单身/恋爱中 | 67% |
| 吸毒 | 65% |
| 父母离异 | 60% |
加上看你的个人资料、照片和贴文，他人就会对你的上述部分特征确信无疑。更有意思的是，陌生人根据你上传的照片和发表的评论，能够洞察你的外向性、宜人性和尽责性（Darbyshireetal.，2016）。【例如，如果你经常在自己的页面上使用一些诸如“该死的”“犯贱的”和“狗屁”之类的词语，你的宜人性可能比那些经常用“太棒了”“太神奇了”和“谢谢”的人差（Parketal.，2015）。】我们还可以从中了解你的恋爱关系进展如何：平均而言，相比其他人，用自己与伴侣的合影作为头像的人对其亲密关系更满意。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他们也会分享更多关于其亲密关系的信息（Saslowetal.，2013）。
这些近期的研究发现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他人可能了解多少我们并未打算透露的信息。
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
我需要指出的是，此处以及后面关于自我监控能力高低的区分都是基于自我监控能力最高的人（即得分最高的25%）和自我监控能力最低的人（即得分最低的25%）之间的比较。研究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研究某种人格特质可能产生的影响，但你应该认识到，有半数人的得分是在平均分上下波动的，他们的表现介于这里所描述的例子之间。
在维持自己的良好形象方面，我们为亲密伴侣所花的精力通常要比为其他人所花的精力要少。我们不怎么担心给伴侣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也不会一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招人喜欢和能干（Learyetal.，1994）。例如，人们与伴侣认识的时间越久，约会进餐期间在洗手间整理衣饰妆容所花的时间就越少（Dalyetal.，1983）。
为什么我们对自己呈现给亲密伴侣的形象不那么在意，却对留给其他人的印象更在意？这可能有几个原因（Leary&Miller，2000）。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朋友和爱人喜欢我们，所以营造美好形象以赢得他们认可的动机不足。例如，如果有一天你有了一位令你满意的配偶，你很可能会比苦苦追求对方时更胖（Meltzeretal.，2014）。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十分了解我们，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都很难对他们的想法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还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人们变懒了。要保持最佳的言谈举止需要专注和努力。礼貌的行为通常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自我约束。在那些已经了解并爱我们的人身边，我们可以放松，无拘无束；但这也意味着人们与亲密伴侣相处时通常比与普通人相处时更为不羁（Miller，1997b）。那些在恋爱初期表现得非常端庄得体的人，比如不冲澡不穿戴整齐就不会出现在早餐桌旁，结婚后往往变成这样的配偶：穿着内衣坐在桌旁，没有洗漱，又是抓痒又是剔牙，还偷偷拿起了最后一个甜甜圈。这很讽刺：用优雅的举止赢得了浪漫伴侣的爱之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再也不肯努力在这个伴侣面前保持那样的魅力。（这或许是许多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我们在第6章会详细探讨。）
我们到底有多了解我们的伴侣
动机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并不一定会变得更加准确。结婚几十年的夫妻并不比那些结婚只有一两年的夫妻更了解对方（Fletcher &Kerr,2010）。（你对此感到惊讶吗？我很惊讶。）这是因为我们试图了解对方的兴趣和动机会影响我们的洞察力和准确性（J.Smith et al.,2011），并且在努力了解彼此方面，结婚不久的夫妻之间的理解或许已达到将来能够达到的程度。如果他们的动机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长时间的紧密接触甚至会逐渐导致准确性的降低而非提高（Ickes,2003）。
知觉者的能力
拥有良好社交技能的人往往擅长判断他人（Hall et al.,2009），这通常是因为他们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很高。情绪智力是个体感知、使用、理解和管理情绪的一组能力（Mayer et al.,2016）。拥有情绪智力的人能敏锐地解读他人的情感，从而享有更满意和更亲密的人际互动（Czarna et al.，2016）。女性的情绪智力往往比男性高，这也是她们擅长判断他人的另一个原因（Brackett et al.,2005）。
其他人仍可能知道一些你自己都不了解的关于你的事情，原因有二。首先，他们有不同的视角。他们能看到你在做什么，有时他们还能意识到你没有注意到的行为（Vazire &Carlson,2011）。你是否曾对自己在视频中的样子感到惊讶？那就是他人一直以来看你的视角。其次，他们更为客观。鉴于我们都容易受到自我服务偏差的影响，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则更为冷静客观；例如，他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外表有多吸引人（Epley&Whitchurch, 2008）。
如果你能意识到他人通常无法意识到的你未曾言明的恐惧、善意和其他私人经历，你就能更充分地理解他人对你的看法；他们只能依据你的言行对你做判断。故而好的一面是，相比我们的自我评价，其他人认为我们更不那么神经质、更自信、更尽责（Alliketal.，2010）。他们比我们更少意识到我们的焦虑、偶尔的胆怯和未曾实现的计划，所以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抓住我们私底下的脆弱时刻来针对我们。一般而言，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在不同的观众（如父母、朋友和同事）面前所营造的不同形象（Carlson，2016）。尽管如此，通常还是会有一些几乎每个人都能想到而我们自己却未意识到的事情（Gallreinetal.，2016）
小结
第一印象（及其他）。当第一次与他人相遇时，我们会因为刻板印象和首因效应而妄下结论。然后，验证性偏差会影响我们对随后信息的选择，而过度自信会导致我们毫无根据地相信自己的判断。
伴侣的理想化。幸福的伴侣会构建积极错觉，强调伴侣的优点，忽视他们的缺点。
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不断修正和更新我们的记忆。这种重构性记忆的过程有助于伴侣们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心态。
关系信念。我们对婚姻将在生活中所起作用的设想表现为婚姻范式。有负面作用的关系信念，诸如宿命信念，显然对关系不利；成长信念则更为现实和有益。
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高自我监控者对伴侣的承诺较少，但我们所有人在向亲密伴侣展现良好形象时都不及在其他人面前那么卖力。
知觉者的影响。最初不准确的知觉可能会变得更加正确，因为我们诱导我们的伴侣成为我们希望他们成为的人。
第5章 沟通
在谈话内容上，不幸福的夫妇与幸福美满的夫妇在他们试图对彼此说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不幸福的夫妇传递出的信息，即他们的伴侣认为自己听到的内容，却更有批评指责和不尊重对方的意味（Gottmanetal.，1976）。
从信息传递者的意图到信息对接收者产生的影响会涉及几个环节，这期间可能会发生错误或误解（Puccinelli，2010）。我们通常假定我们发出的信息能产生我们想要的效果，但我们很少知道它们的实际效果。我们更多的时候意识不到自己所面对的人际隔阅（interpersonalgap），即传递者的意图与信息对接收者的影响并不相同（Vangelisti，2015）。事实上，人际隔阈更可能发生在亲密关系中，而非陌生人之间（Savitskyetal.，2011）。我们不认为伴侣会误解我们，故而不会像与陌生人沟通时那样努力核查我们是否达成了共识。
非言语沟通
非言语沟通的组成部分
面部表情
我们可能会使我们的表情中立化，试图掩藏真实感受。优秀的扑克牌玩家会努力这样做，任谁也猜不透他们手里的牌。
伪装的表情往往和真实的表情有差别。真实的微笑会收缩双眼周围的肌肉，使之起皱，但当我们假装微笑时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能激活这些肌肉（Gunneryetal.，2013），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真笑与假笑在时间进程和动作上仍存在微妙的差别，对于细心的观察者，这种区别通常是显而易见的（Ambadaretal.，2009）。其次，尽管我们很努力，但真实情绪的自然闪现，或称微表情，在失控的瞬间会显露无遗。即使你有意识地试图控制你的表情，当你第一眼看到恶心的东西时，你也可能会有半秒钟的厌恶表情（Yanetal.，2013）。
眼晴与注视行为
当我们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时，瞳孔也会放大（Adams&Nelson，2016），所以当我们看一个自已觉得很性感的人时，我们的瞳孔就会放大（Atard-Johnsonetal.，2016）。【事实上，当你给男性看裸体男人和女人的照片时，如果你观察他们的眼睛，你就可以分辨出谁是同性恋，谁是异性恋；异性恋的男士看到裸体女人照片时瞳孔会放大，而同性恋的男士看到裸体男人照片时瞳孔会放大（Wattsetal.，2017）。】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意识到了这种模式；当别人瞳孔放大盯着我们时，我们往往认为他们比用较小的瞳孔盯着我们时的性唤醒水平更高、更易产生性欲（Licketal.，2016）！
如果陌生人在互动时更多地注视彼此的眼睛，则最终会比互动时眼睛张望别处的陌生人更喜欢彼此（Kellermanetal.，1989）。沟通双方更多的注视行为，不仅能表露单纯的兴趣，而且能明显地传达爱意。
有权势、地位高的人说话时更多地看向对方，而倾听时则较少看对方（Kochetal.，2010）。
肢体动作
身体姿势还能表明人的地位。地位高的人通常采用开放的、不对称的姿势，身体的左右两侧摆出不同的姿势（Cuddy，2015）。他们占据的空间更大。相比之下，地位低的人使用相对紧凑的封闭、对称的姿势。
身体接触
充满爱的身体接触实际上有益于我们的健康：经常与伴侣接吻能降低你的胆固醇（Floydetal.，2009），伴侣满怀深情的触碰能减少你的应激激素分泌（Burlesonetal.，2013），经常得到伴侣的拥抱会让你不太可能得感冒（Cohenetal.，2015）。
人际距离
男性往往比女性使用稍远些的人际距离；人们与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保持的距离，通常比与权力和声望较低的人保持的距离更远。
体味
不同的情绪会导致人的身体释放不同的化学物质或化学信号，例如，恐惧的人与厌烦的人有不同的体味（Pazzaglia，2015）。事实上，电影院里的空气会随着电影在观众中唤起不同的情绪而变化：在电影的搞笑时刻与悬疑时刻，观众会释放出不同的化学物质，从而导致空气中可测量的变化（Williamsetal.，2016）。不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会受这类化学信号的影响：当人们暴露于快乐之人的腋窝气味时，他们也会感到更快乐（deGrootetal.，2015）！
副语言
当人们打电话说“你好吗”时，男性与爱人通话时使用的音调比与朋友通话时更低沉，而女性则使用较高的音调。
有些声音总是比其他声音更有诱惑力。女性喜欢他们的男人拥有低沉的嗓音（O’Connoretal.，2014），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导人竞选的获胜者往往比落选者拥有更低沉的嗓音（Banaietal.，2017）。嗓音也是伴侣适配价值的一种线索，因为拥有诱人嗓音的人往往也有迷人的面孔和身材（Smithetal.，2016）。
你听不同的女性在月经周期不同时间的录音，内容只是从1数到10，你会发现她们在每个月排卵前的声音听起来更有吸引l力（Pipitone&Gallup，2008）。
如果交谈双方采取了类似的姿势和作态，表现出类似的表情，并使用类似的副语言，在对话中就出现了无意识的行为模仿（mimicry），这可能涉及所有的非言语渠道。如果人们的互动轻松愉快，他们往往会自动地同步其非言语行为，根本无需思考；如果一方用手抓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另一方也很可能会这么做。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交谈往往进展得非常顺畅，更重要的是，交谈双方更倾向于喜欢彼此，即使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相互之间的模仿（Chartrand&Lakin，2013）。的确，别人回以与我们相似的非言语行为似乎具有奖赏意义。一项实验演示了这一效应：参与者观看虚拟现实场景中虚拟人物的说服性辩论，这个人物要么采用录下来的某个真人的动作，要么延迟4秒单纯模仿参与者的动作。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模仿，但相比模仿其他人的动作，如果虚拟人物重复的是参与者的动作，则参与者会认为他们有更多积极的特质，也更易被说服（Bailenson&Yee，2005）。（这是高科技广告的未来吗？）当非言语模仿发生时，我们显然被吸引了，而且感到更自在；与一个完全不模仿我们的人互动，我们可能会非常紧张（Kouzakovaetal.，2010）。
非言语敏感性
当非言语交流失败时，可能是编码或解码出错，或两者兼而有之（Puccinelli，2010）：信息的发送者可能发出了难以理解的令人困惑的信息（即编码不良），或者接收者不能正确解读其他人都清楚的信息（即解码不良）。女性往往在这两方面都占有优势，因为如果不存在欺骗，平均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擅长编码和解码（Brody&Hall，2010）。（男女两性在觉察欺骗的能力上并没有差异，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中看到的。）因此，“女人的直觉”这一刻板印象（Gigerenzeretal.，2014）实际上是有事实根据的；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用心地运用微妙却真实的非言语线索来辨明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男性受到激励去密切关注并正确判断他人时，他们的表现会有所改善，但永远不如女性做得好（Hall&Mast，2008），女性似乎天生就比男性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判断他人的情绪（Thompson&Voyer，2014）。这里有个建议：请观察别人的眼睛。女性比男性花更多的时间观察别人的眼睛，这似乎是她们能更准确地解读他人表情的原因之一（J.K.Halletal.，2010）。当男女两性都仔细看、耐心听、用心做时，他们在非言语沟通方面都能做得更好，并且我们通常能更娴熟地解读亲密伴侣的非言语线索，而非熟人或陌生人的非言语线索（Zhang&Parmley，2011）。
言语沟通
自我表露
想象一下，你参加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作为实验的内容之一，你遇见了一位陌生人并回答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让你逐渐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Aronetal.，1997）。最初这些问题并不太私密：“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共进晚餐，你想邀请谁？”但问题慢慢就变得更加个人化：“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可以改变任何一段人生经历，你会改变什么，为什么？”“你上一次当着另一个人的面痛哭是什么时候？独自哭泣呢？”那个陌生人也回答了类似的问题。45分钟后，你们就知道了彼此的很多个人信息。将会发生什么呢？相比如果你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只是闲聊，你会更喜欢这个陌生人吗？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样的实验通常会让参与者产生即时的亲密感。那些彼此开心扉的人，即使他们只是遵从研究者的指示，也比那些不透露太多信息的人更喜欢对方（Slatcher，2010）。
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的过程就是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它是亲密关系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分享一些相对秘密的个人信息，他们的关系就称不上亲密（Laurenceauetal.，2004）。
自我表露的发展过程
大多数的人际关系始于肤浅的信息交流，即“闲聊”，然后才逐渐转向更有意义的表露。人际关系的这种运行方式是社会渗透理论（socialpenetrationtheory）的主题，该理论认为人际关系是通过沟通中的系统变化而得以发展的（Altman&Taylor，1973）。初次相识的人或许只是随意地谈论一些相对非个人化的话题：“你是哪里人？”“你的专业是什么？”不过如果这类肤浅的对话具有奖赏价值的话，他们可能会通过拓展沟通的两方面来拉近彼此的距离：
- 沟通的广度：所讨论话题的多样性；
- 沟通的深度：所讨论话题的个人意义。
人际关系的发展大体如此（Derlegaetal.，2008）。此外，熟人之间早期交往中的自我表露通常带有明显的互惠性（reciprocity）。新的伴侣倾向于匹配彼此的坦诚程度：如果对方表露多，自己也表露多；如果对方的自我表露减少，自己也表露得更少。人们披露自己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具体的对象，并且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Dindia，2002）。这往往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的伴侣通常会分阶段而不是一下子进入更深层次的话题。说得太多太早可能会有风险；它违背了别人的期望，常常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Buck&Plant，2011）。最好的策略通常是保持耐心。双方轮流发言而不是一方长时间地自说自话，让适度的互惠逐渐增加你们互动的亲密度（Sprecher&Treger，2015）。
有些人似乎特别擅长引导别人进行自我表露。高分者在交谈中显得更专注—更多地注视和点头，看起来充满兴趣——他们还在口头上表达出对别人所说内容的浓厚兴趣（Purvis et al.,1984）。他们似乎被别人说的话完全吸引住了，因此他们往往是非常优秀的面谈者（Shafferetal.，1990）。
女性的开启能力一般好于男性（Milleretal.，1983）。
秘密和禁忌话题
即使一段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我们也可能会保留一些只属于自己的秘密。社会渗透几乎从来不是完全的，而且可能也不应该是，因为即便是情侣也喜欢并需要保留一些隐私（Petronio，2010）。亲密的自我表露和选择性的秘密都有助于婚姻的美满（Finkenaueretal.，2009），即使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也需要保留一些隐私。
令人奇怪的是，最常见的禁忌话题是亲密关系本身的状态；在一项调查中，68%的受访者承认，他们恋爱关系的现状或未来状态是一个最好不要被提及的话题（Baxter&Wilmot，1985）。其他常见禁忌包括与其他伴侣目前的关系（31%的受访者回避了此问题），以及过去的亲密关系（25%的人回避了此问题）。受访者通常还会回避谈论过去的性经历（Andersonetal.，2011）。人们通常对自己恋爱关系的未来非常感兴趣，也迫切想知道伴侣的期望和意图，但他们不会明问（Knoblochetal.，2013）。相反，恋爱中的伴侣可能会秘密测试恋人对关系的忠诚度和投入程度（Baxter&Wilmot，1984）。
在亲密关系中，禁忌话题越多，伴侣间的满意度越低，除非他们认为避开敏感话题能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关系（Dillowetal.，2009）。因为怯懦或能力不足而逃避讨论，会降低伴侣的满意度。
自我表露与关系满意度
恋人们相互的自我表露越多，他们往往就越幸福。合乎时宜的自我表露会在亲密关系中孕育出喜爱和满足感，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几个原因（Collins&Miller，1994）。首先，我们倾向于向自己喜欢的人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如果别人吸引了我们，我们往往会对他们更加开放。不过，我们也可能因为对他人进行了自我表露，从而倾向于喜欢他们。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对他人越开放，我们就会越喜欢他们。其次，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别人因信任我们而对我们进行自我表露，这具有奖赏意义。比起那些不怎么谈论自己的人，那些向别人亲密地表露的人更受人喜爱（Sprecheretal.，2013b）。所以，给予和接受自我表露都让人感觉良好，并且这方面的言语沟通是建立亲密关系必不可少的基础。
自我表露不仅有利于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有益于我们自己。与那些只是肤浅地闲聊的人相比，那些能够与他人进行实质性深入交谈以及向他人开心扉的人更健康（Sloan，2010），对生活也更为满意（Mehletal.，2010）。有一种特别的自我表露，你绝对应该积极地勤加使用：告诉你爱的人你爱他们。你真诚表达的喜爱、尊重、温情和关心对于想亲近你的人来说是巨大的奖赏（Hesse&Mikkelson，2017），仅仅心中有爱还不够，你还必须清楚明白地传达爱（Burlesonetal，2013）。这一段的真正要点是：深情的沟通不仅能让你的伴侣得到肯定和感到愉悦；它也会对你非常有益。在实验室研究中，那些被随机分配去写情书向伴侣表达爱意的人，应对压力的神经内分泌反应得到了改善（Floydetal.，2007b），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的胆固醇水平、心率和血压都降低了（Floydetal.，2007a）。请说出你对伴侣的爱，这对你们双方都有益。
言语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谈话主题
在朋友之间，女性比男性更可能讨论她们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问题，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私人问题。在女性的谈话和短信中，情感和人物话题突出（Foxetal，2007）。相形之下，男性倾向于谈论更客观的问题，讨论诸如汽车和运动等物品和行为，聊一些名人和政客的八卦而非朋友，找寻一些乐子而非支持和建议（McHugh&Hambaugh，2010）。因此，与女性之间的谈话不同，男性之间的谈话往往不那么亲密和私人化（Reis，1998）。
然而，男性和女性彼此互动时，这些差异可能并不如你认为的那般明显。当年轻人在网上用文字信息与陌生人聊天时，如果研究者不告诉他们，他们通常不能正确地猜出对方的性别。区分男性和女性对话的那些事情（比如最新的体育比赛结果）很少出现，所以通常无法确定谈话对象的性别（Williams&Mendelsohn，2008）
谈话风格
女性说话不似男性那般强硬，她们更为间接，似乎不太确定（Leaper&Robnett，2011）。这是一种谈话风格，人们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缓和主张，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截了当地陈述，正如这个讽刺的例子一样：“女人比男人更具试探性，不是吗？”（Palomares，2009，p.539）。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种试探性是否源于缺乏主张；它也可能只是反映了女性对他人情感的更多关注而已（Leaper&Robnett，2011）。对这种可能性的支持性证据是，女性较少爆粗口（McHugh&Hambaugh，2010）。
也有陈腐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健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大学生交往进行的便携式录音研究表明，女生一天平均要说16215个单词，而男生一天平均说15559个单词。这种差异微不足道（Mehletal.，2007）。更引l人注目的是，男性不像女性那样经常畅所欲言、抒发观点，但男性一旦开谈，就滔滔不绝，容不得别人打断（Leaper&Ayres，2007）。女性虽然说话较多，但独白很少。
如果我们在信息中使用许多感叹号，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女性（McAndrew&DeJonge，2011）。当我们扩写而非使用缩写词，并且使用比需要的更多的字符（如“bitchhhhhhhhhhhh"）时，我们也会显得外向（Holtgraves，2011）。
值得注意的是，一连串肤浅和无聊的信息似乎会降低人们对一段关系的满意度（Rainsetal.，2016）；对彼此满意的伴侣会发送更多有意义的信息，包括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我表露、确认和保证，以及其他有用的消息（McEwan&Horn，2016）。
不过，CMC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与日常面对面交谈一样的奖赏（Goodman-Deaneetal.，2016）。当我们输人信息时，我们与他人的联系和彼此的关注都是肤浅的（Lipinski-Harten&Tafarodi，2012）。所以，当我们遇到麻烦时，与他人交谈比发短信更能让我们得到安慰（Iacovelli&Johnson，2012），部分原因是伴侣熟悉的声音可以减少我们血液中的应激激素（Seltzeretal.，2012）。
自我表露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自我表露，她们也能引导对方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Dindia，2002）。的确，男性倾向于向女性伴侣进行更亲密的自我表露，而非向最要好的同性朋友进行表露，结果是，与只有男性参与的人际互动相比，有女性参与的人际互动通常更亲密、更有意义（Reis，1998）。男性对女性开心扉，女性彼此之间也开心扉，但男性却不怎么向其他男性进行自我表露。
有这一切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男性往往更依赖于从女性那里获得情感温暖和亲密，而女性却较少依赖于男性在这些方面的回报（Wheeleretal.，1983）：女性可能与男女两性的伙伴都有着亲密、开放和支持性的联系，而异性恋的男性则可能只与女性共享最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因而，男人在生活中或许需要一个女人来避免孤独，但女人通常并不需要男人以这种方式给予回报。
工具性VS.表达性
然而，重要的是，男女两性在自我表露方面的差异是社会性别差异，它更多地与人们的性别角色而非生理性别有关。女性之所以能与信赖的伴侣进行亲密的言语沟通，是因为她们往往有更高的表达性，可以轻松自在地谈论她们的情感。这对于高表达性的男性（例如双性化的男性）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男性往往像女性一样与两性都能进行有意义、亲密的互动（Aubéetal.，1995）。所以有必要提炼一下上述观点，实际上只有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才会与最要好的朋友只进行肤浅的交谈（Shafferetal.，1996），并且需要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以避免孤独（Wheeleretal.，1983）。与此相反，双性化的男人（既自信又热情）很容易向男性和女性进行自我表露，并享受与所有朋友进行有意义互动的乐趣；因此，他们通常不会感到孤独，并且，与表达性低的传统男人相比，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女性互动（Reis，1986）。
一个人人际互动的典型亲密程度与他/她的表达性水平有关，一旦你把这一因素考虑进来，沟通双方是男人还是女人就无关紧要了。此外，在男性和女性中，表达性都是一种从低到高不等的特质，所以关注沟通风格上的个体差异，远比把所有男人归为一类，并将其视为与女人截然不同的群体更有意义。
沟通障碍及其应对
不幸福的伴侣之间的言语沟通一般只会延续他们的不满，使事情变得更糟而非更好。
沟通不良
首先，不幸福的伴侣在表述意图上表现得很差（Gottman，1994b）。当他们抱怨时，他们很少能准确到位；相反，他们倾向于数怨并诉（kitchen-sinking），即通常同时谈及多个话题（如此一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卷人谈话中）。这通常会导致他们主要关注的事情淹没在同时指责的一连串沮丧事件中。例如，如果他们对借记卡上的透支罚款感到恼火，他们可能会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你粗心，你还酗酒，对帮忙做家务态度恶劣。”因而，他们的谈话经常偏离主题（off-beam），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以致谈话从来不能在一个问题上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我让你做的你从来不去做。你和你母亲一样顽固，你总是站在她那边。”在一长串问题清单上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一个问题会得到解决。
其次，不幸福的伴侣在倾听彼此方面也表现得很糟糕。他们很少耐心地仔细检查自己对伴侣所传递信息的理解，相反，他们会仓促地得出结论（往往假设最坏的情况），并根据自己揣测的伴侣的意图偏离正轨。表现之一就是读心术（mindreading），即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不需要询问就能理解伴侣的想法、感受和意见。所有亲密的伴侣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读心”，但痛苦的伴侣会以挑剔和恶意的方式来“读心”；中性或积极的动机往往被他们解读为存心不良：“你这么说就是要惹我生气，为昨天的事报复我。”不幸福的伴侣比幸福的伴侣更多地以消极的方式打断（interrupt）对方的谈话。并非所有的打断都会令人反感。那些为了表示赞同或者要求澄清而打断伴侣的人，实际上可能是在进行一种愉快而良好的沟通。但是，那些打断谈话以表达不同意见或转换话题的人很可能会让伴侣感到被忽视和不被欣赏（Daigen&Holmes，2000）。
最后，不幸福的伴侣在交谈中频繁地表现出消极情感（Gottman&Levenson，1992）。他们频繁地对伴侣的抱怨报以讽刺挖苦，贬低和鄙视伴侣。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严重。这类具有破坏性的互动通常以笨拙的批评（criticism）开场，即攻击伴侣的人格或品德，而不是针对引起抱怨的具体行为。例如，批评者不是去描述某个特定的令人懊恼的事件（“当你把湿毛巾丢在地板上时，我很生气”），而是全面指责对方的性格缺陷（“你就是个过鬼！”），这样只会激化伴侣之间的矛盾。消极情感还包括经常以侮辱、嘲笑或充满敌意的幽默等形式表现出的蔑视（contempt）。伴侣对这类攻击通常的反应是防御（defensiveness）；不是将这种拙劣的抱怨视为合情合理，而是寻找借口或反向抱怨，激烈地发起反攻，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合理攻击的伤害。当伴侣“闭口不言”，面对混乱的局面退守到，石头般冷漠的沉默时，可能就会出现石墙（stonewalling）（Eldridge&Baucom，2012）。人们或许会认为拒绝争论有助于改善当前的情形，但伴侣没有反应更令人愤怒（Arriagaetal.，2014b）。石墙一般传达出的是“反对、冷冰冰的距离和沾沾自喜”，而不是对伴侣抱怨的适度认可和关注（Gottman，1994b，p.94）。最终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交战状态（belligerence），伴侣一方咄咄逼人地完全拒绝另一方（“那又怎样？你到底想干什么？”）
如何避免这些沟通陷阱呢？我们或许需要传递更为清楚、不太有火药味的信息，更好地倾听，或保持冷静和礼貌，通常我们都需要做到这三点。
精确表述
尽可能清楚、具体地指出惹怒我们的特定行为是更明智、更准确的做法。这就是行为描述（behaviordescription），它不仅能告诉伴侣我们的想法，还能把谈话重点集中在可处理的、单独的行为上，行为比人格更容易改变。好的行为描述专指某一特定事件，不涉及普遍性；因而，在沟通中永远不要使用总是或从不这样的词语。“你总是打断我！从不让我把话说完！”这样的表达并非好的行为描述。
我们还应该使用明确说明自己感受的第一人称陈述（I-statement）。第一人称陈述的句子以“我”开头，然后描述一种确切的情感反应。这种句式能驱使我们辨识自己的情感，这对伴侣双方都有好处，也有助于我们“拥有”并承认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把关注全部放在伴侣身上。因而，我们应该说“我现在感到非常生气”，而不要说“你真的惹怒我了”。
同时使用行为描述和第一人称陈述来更清楚、更准确地进行沟通的一种简单方法是，把它们整合成XYZ陈述（XYZstatement）。XYZ陈述遵循这样的句式：“当你在Y情境下做X的时候”（良好的行为描述），“我感到Z”（第一人称陈述）。
当我们遇到因失去挚亲而痛苦不已的人时，很少有人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想表达同情和支持，但我们的言辞似乎常常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不过，人际关系研究者对丧亲之痛以及其他人对此的反应进行了研究（Wortman&Boerner，2007），我可以就这种重要的沟通提供一些建议。首先，你应当提及这个人丧亲的事实（Toller，2011）。挚爱的死亡是一种巨大的丧失，当事者将终生难忘（Carnelleyetal.，2006）。即使是几个月后，想当然地认为丧亲者的痛苦结束了，或者不再那么强烈，也完全是一种麻木不仁。谈及已故的伴侣就是认可了丧亲者的痛苦，表达了关注和关心。对你来说做到这一点或许并不容易（Lewis&Manusov，2009），但这的确是善行。
你该说些什么？很简单，试试“我很抱歉”或“我为你感到难过”，然后打住。不要提及你自己的悲惨故事。不要暗示失去亲人并不是发生过的最悲惨、最可怕的事情。不要试图用对未来的乐观预测来安慰对方。也不要就如何才能重新开始他/她的生活提供建议。这些做法可能出自好意，但每一种做法最终都会贬低丧亲者当前的痛苦。表达发自内心的同情，仅此足矣。点头致意，耐心倾听，不做评判。
积极倾听
当我们作为他人信息的接收方时，我们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是准确地理解伴侣想要表达的意思；第二是向对方传达关注和理解，让对方知道我们在意他们所说的话。这两个任务都可以通过改述（paraphrasing）接收到的信息来完成，即用自己的话重复对方的意思，让信息的发送者有机会肯定那就是他/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当人们使用改述时，他们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理解了伴侣的话，也不会立即给出答复。相反，他们会花时间重新措辞并重复出对方的话来验证自己的理解。这听起来有点尴尬，但却是避免因误解和错误而导致的争吵和冲突的绝佳方法。无论谈话何时开始变得过激，改述都可以使之免于失控。看看下面的对话出了什么问题：
妻子：（叹气）我真高兴你母亲决定下周不来看我们了。
丈夫：（发怒）我妈怎么了？你总是拿她说事，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也许丈夫在大发雷霆之前，改述可能有助于缓和关系：
妻子：（叹气）我真高兴你母亲决定下周不来看我们了。
丈夫：（发怒）你是说你不喜欢她来咱们家？
妻子：（吃惊）不，我一直欢迎她来。只是我的人际关系课程论文就要交了，下周
我没时间待在家里。
丈夫：（松了口气）哦！
礼貌待人，保持冷静
实际上，当恶性循环开始时就进行化解是非常有益的，但却不太容易做到。虽然XYZ陈述和积极倾听的技能有助于伴侣完全避免愤怒而敌对的互动，但戈特曼及其同事认为，人们一旦生气，就很少会有意识地使用这些技能（Gottmanetal，2000）。当你处于“痛恨伴侣，想要报复，感到心痛，想要反击”的心理状态时，要想做出“第一人称陈述”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Wile，1995，p.2）。
如果认为他人给我们带来了不合理、不公平、原本可避免的伤痛的认知引发了愤怒。尝试用不同的观点来减少或防止愤怒（Finkeletal.，2013）。与其想着“他/她没有权利这样数落我！”不如这样去想：“嗯，爱我的人说相反的话。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然，当我们被激怒时，很难保持如此平静的思路。因此，当你们意见不一致时，事先与伴侣约定彼此以礼相待，以（尽量）减少你们彼此被激怒的次数，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Gottman，1994b）。你可能希望安排定期会议，在会上双方（礼貌地）表达各自的不满；知道问题会得到解决能让你在这一周的其他时间里对伴侣态度更好（Markmanetal.，1994）。无论如何，你们俩都不应该互相侮辱，彼此讥讽。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消极的情感互惠模式中，可以暂停互动以打断这种恶性循环。要求休息片刻—“亲爱的，我太生气了，无法正常思考。给我10分钟让我冷静一下”——当你不再那么激动时，再回来讨论刚才的问题。一个人走开，每分钟做不超过6次长而缓慢的深呼吸，你就会平静下来，这比你想象的要快（Tavris，1989）。
尊重和认同的力量
良好的沟通包含多个组成部分：有意识地努力传递清晰、直接的信息，认真仔细地倾听，即使出现分歧也保持礼貌和克制，等等。其中的关键要素是我们释放出的关心和尊重伴侣观点的信号。我们也期望能从亲密伴侣那里得到这样的关心和尊重。当我们认为伴侣不尊重自己时，就会滋生苦恼和怨恨。所以，对伴侣的认同（validation），即承认他们观点的合理性，表达对他们立场的尊重，一直是亲密互动的理想目标（Kellasetal.，2013）。
认同并非要求你同意某人的观点。你可以对伴侣的观点给予适宜的尊重和重视，而不必表示赞同。请思考以下三种对抱怨的回应方式：
巴尼：我讨厌你那样做。
- 反向抱怨：贝蒂：我讨厌你和费雷德一起喝醉。
- 赞同：贝蒂：是的，你说的对，我不会那样做了。
- 认同：贝蒂：是的，我明白你的感受。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的感受。
只有最后一种回应既承认了巴尼观点的合理性，又表达了贝蒂自己的感受，从而开启了开诚布公的对话。即使我们与伴侣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不需要虚伪或谦卑地屈服于伴侣的观点。
第6章 相互依赖
社会交换
奖赏和成本
我们将用结果（outcome）这一术语来总结与某一特定互动有关的奖赏和成本，它描述了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个体在交往中的净收益或净亏损。
我们期望从我们的关系中得到什么
相互依赖理论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level，缩写为CL），它描述了我们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所期待并认为自己应当得到的结果值。我们的比较水平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那些拥有过奖赏价值很高的亲密关系的人可能比较水平较高，即他们现在还期望并觉得自己理应得到非常好的互动结果。相反，那些过去有过令人苦恼的亲密关系的人可能拥有较少的期望，较低的比较水平。
个体的比较水平代表了他/她在从悲惨到狂喜的连续体中的中性点。这使得比较水平成为衡量我们对一段关系满意程度的标准。如果互动结果超过了你的比较水平，你会感到幸福；你从与他人的互动中得到的奖赏超过了你所期望的最低结果。幸福的程度取决于你获得的结果超过你预期的程度，如果互动结果远远高于你的比较水平，你会感到非常满意。另一方面，如果互动结果低于你的比较水平，即使这一结果仍然相当不错，你的表现也比大多数人都好，你还是会不满意（Vannier&O’Sullivan，2017）。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即使你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仍有所收益，但如果这一收益并没有大到足够满足你的期望，你仍不会感到幸福。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富有而又被热捧的名人，你可能会对伴侣有非常高的期望，即使你有一个迷倒众人的出色伴侣，你仍会相当不满意。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满意度并不仅仅取决于互动结果在绝对意义上的好坏；相反，满意度来自互动结果与期望（即比较水平）之间的比较，即：
结果-比较水平=满意度
关系的替代收益
然而，相互依赖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满意度并不是决定亲密关系持续时间长短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不管我们是否幸福，我们都会用第二个标准，即替代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s，缩写为CLalt），来确定我们在其他选择下是否会过得更好。替代的比较水平描述了你离开目前的亲密关系，转而投向你能获得的最好的替代关系或情境将会得到的结果。替代的比较水平也是我们能容忍的现任伴侣的最差水平。原因在于：如果其他的关系有希望带来比目前关系更好的收益，我们就可能会离开现任伴侣去追求更大的奖赏。即使我们对现状感到满意也并不重要，我们仍然会离开当前的关系，因为根据相互依赖理论，我们总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在当前的关系中并不快乐，我们也不会离开，除非有更好的选择出现。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仍会留在令他们苦不堪言的亲密关系中：尽管对处境不满意，但他们认为一旦离开，情况会更糟。
所以，替代的比较水平决定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依赖程度。不管我们满意与否，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选，我们就会依赖现任伴侣，不会轻言离开。而且，我们当前亲密关系的结果与较差的替代选择之间的差距越大，我们的依赖就越深。如果当前的结果仅比替代选择好一点点，那么我们就不会非常需要现任伴侣，并且如果替代选择不断改善，我们可能会离开现任伴侣。
问题是要算清这些盈亏非常困难。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一方面，我们需要权衡可能吸引我们离开的替代伴侣的合意性和可得性，并且独自生活——没有伴侣——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如果其他伴侣或单纯的独居都貌似有吸引力，那么替代的比较水平就会上升。然而，离开现有的亲密关系也会产生一系列的成本，这些成本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另择他人所能获得的净收益。比如，卡里尔·鲁斯布尔特（Caryl Rusbult）已经证实，个体对当前亲密关系的投入（investment），即亲密关系结束时个体会失去的东西，也是决定个体去留的重要因素（Rusbultetal.，2012）。亲密关系结束时，个体留下的投资既可以是有形的物品，如你必须与前任分割的家具和餐具，也可以是无形的心理收益，如来自姻亲和朋友的关爱和尊重（Goodfriend&Agnew，2008）。比如，不幸福的妻子可能不会提起离婚诉讼，不是因为她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是因为她不想承担潜在的成本，如迷茫的孩子、失望的父母和困惑不解的朋友。所有这些都会减少一个人离开的整体意愿，从而降低个体的替代比较水平。
另一个复杂之处是，个体的替代的比较水平是其主观认识的产物，因而人们对替代选择的认知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自尊就是其中之一。当人们不喜欢自己时，他们会怀疑自己的吸引引力（Swann&Buhrmester，2012），并低估自己与其他伴侣在一起的前景。信息的获取也会影响个体的替代的比较水平。如果你成为了不工作的全职父（母），与每天在大城市上班相比，你得到的关于潜在选择的信息就非常有限（Rusbult&Martz，1995）；因此，你的替代的比较水平就会比你外出工作、见多识广时要低。
理想的替代选择只有在你意识到他们时才会提高你的替代的比较水平；如果你对现任伴侣感到满意，你或许不会太注意那些可能成为你现有亲密关系有力竞争对手的人。实际上，那些对现有伴侣关系感到满意的人，相对而言，对环顾左右看看自己如果找了别人会怎么样并不怎么感兴趣。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替代的比较水平比那些更关注替代伴侣的人低（Miller，2008）。
思考一下离婚的一般发展轨迹：离婚的夫妻在决定分手前，通常已在痛苦中煎熬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Lucas，2007）。是什么最终促使他们付诸行动？有件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替代的比较水平最终超过了他们当前关系的结果（Albrecht&Kunz，1980）。婚姻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婚姻的结果低于那些曾经看似不合适的替代选择的结果。或者，结束婚姻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这会提高当事人的替代的比较水平）：比如，因为夫妻双方长期不幸福，他们的孩子、父母和牧师都可能改变了观点，开始支持他们离婚。抑或结束一段亲密关系的奖赏明显增加了，因为他们存了一些钱或获得了学位（这也能提高替代的比较水平）。归根结底，人们不幸福时并不会去离婚；当他们的前途在别处最终看起来更加光明时，不管怎样，他们都会离婚。
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替代的比较水平是一个需从多方面考虑的判断，既涉及离开亲密关系的成本（如投人的损失）又涉及他人提供的诱惑，我们就会得到：
结果-替代的比较水平=依赖度
让我们回顾一下。社会交换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的结果、比较水平（CL）和替代的比较水平（CLalt）。人们在互动中获得的净盈亏就是其关系的结果。当他们的结果超过期望或比较水平时，他们就会感到满意；然而，如果当前的亲密关系的结果不如他们的期望（也就是结果低于比较水平），他们就会感到不满。此外，如果人们当前的结果好于他们能够从别处得到的结果（即结果超过其替代的比较水平），他们就会依赖于现任伴侣，不太可能结束当前的亲密关系。然而，如果他们从现任伴侣身上得到的结果变得比他们能够轻易地从别处获得的结果更差（结果低于替代的比较水平），他们就会倾向于独立，很可能会离开现任伴侣。
关系的四种类型
较小利益原则（principleoflesserinterest）表明亲密关系中依赖较少的一方在关系中拥有更大的权力（Waller&Hill，1951），或者说，当理想的伴侣关系结束时损失较少的一方会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当涉及赢得争执和达到自己的目的时，这一原则似乎是正确的；一般双方都会承认，恋爱关系中更为独立的一方是两人中更具支配地位的人（Sprecheretal.，2006）。所以，举个例子，如果你对你们关系的承诺比伴侣多，你可能会更努力地应对失败、控制怒气和保持礼貌，而承诺较少的一方则会随心所欲地大发脾气（Lemay&Dobush，2015）。
与时俱变的比较水平和替代的比较水平
因为我们的比较水平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的，它们往往会随着我们得到的关系结果而波动。当我们最初遇到非常好的关系结果时，我们非常愉悦，但随着我们开始把这些好处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比较水平开始提高，我们的愉悦感可能会逐渐减少。这样一来，即使什么（除了我们的期望）都没变，具有奖赏意义的亲密关系也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令人不满意。
在良好的亲密关系中真的会发生上述情形吗？是的，有可能发生。你当然不应该期望那种引领你步人婚姻殿堂的幸福永远持续下去。一项出色的研究对5500多名荷兰年轻人进行了长达18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开始约会、选择同居和结婚都与幸福的显著增加有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的快乐日益减少，14年后，他们并不比遇到爱人之前更幸福（Soonsetal.，2009）。另一项在德国开展的研究更令人吃惊，研究者追踪了3万多人达18年之久；该研究也发现步人婚姻让人更幸福，但幸福只是短暂的。两年后，婚姻带来的大部分快乐已经消失，平均而言，配偶们的幸福程度只与他们结婚前一样（Lucas，2007）。非常明显，找到生命中的真爱并不能让你永远幸福。
关系的经济学
在许多关系中，确实存在大量的不愉快。在任何一天，都有44%的人很可能被爱人或朋友惹恼（Averill，1982）。典型的夫妻报告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每月都会发生一两次不愉快的争执（McGonagleetal.，1992）。长期的亲密关系往往涉及比我们预期的更多的令人生气和恼怒的事件。的确，在一起生活期间，已婚夫妻对待彼此迟早会比对待其他任何人更刻薄（Miller，1997b）。当然，总的来说，值得拥有的关系中的奖赏要远大于惩罚；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希望很少发生），当关系亲密的人处在最糟糕的状态时，他们对待彼此可能比对待完全陌生的人更粗鲁、无礼、怒、自私和麻木。
亲密关系中的消极行为似乎比相同数量的积极行为在心理上的分量更重。
要保持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或许需要保持至少5：1的奖赏成本比率。不能保持大量积极交流的夫妻，其婚姻失败的风险是其他夫妻的两倍。
因此，奖赏和成本都是影响关系满意度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一段关系想要健康发展，则需要奖赏比成本多得多。既然这个结论如此显而易见，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不幸福的亲密关系呢？一种可能性是，伴侣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爱人提供的所有充满爱和深情的行为；一项追踪伴侣们的知觉的为期4周的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对伴侣所说的积极行为都有约四分之一没有注意到（Gableetal.，2003）。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伴侣们可能对他们所交换的奖赏的意义和价值看法不一。例如，提供帮助者和接受者对帮助价值的判断通常是不同的（Zhang&Epley，2009），而性别差异又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故而，当研究者询问配偶们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想改变什么时，妻子们说她们期望得到丈夫更多的温情和关爱，而丈夫们则说他们想要更多的性生活（Heymanetal.，2009）。对你而言重要的事情或许对伴侣未必同样重要，这些认知上的差异令你们对彼此满意的亲密互动的追求更加错综复杂。
奖赏的作用不同于成本
我们当然希望避免痛苦的冲突和其他成本，但如果我们希望自已的关系繁荣和充实，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避免任何不愉快。我们需要战胜无聊：我们必须通过努力为伴侣提供快乐、有趣和令人兴奋的体验来满足他们的接近目标（Strong&Aron，2006）。
这一结论也是人类动机自我延伸模型（self-expansionmodel）的核心，该模型认为，我们会被能够扩展我们的兴趣、技能和经验范围的伴侣关系所吸引」（Aronetal.，2013）。新奇的活动、新才能的形成和新视角的获得都具有内在的满足性（Sheldonetal.，2013），这就是新恋情总是那么令人兴奋的原因所在：新建立的亲密关系通常涉及知识的增加和相互关系的改变，这些都会提升和扩展我们的自我概念（Aronetal.，2013）。
但是，一旦新的伴侣逐渐变得熟悉，自我延伸往往会慢下来，这时许多人开始觉得伴侣关系与当初相比更为枯燥和平凡（Sheets，2014）。根据自我延伸模型，保持快乐的关键是通过创造性地发现延续个人成长的方法来对抗无聊（Fivecoatetal.，2015）。因而，除了继续寻求新奇的活动和挑战外，请考虑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创造娱乐的新方法，以及和伴侣一起玩耍和欢笑的价值（Sheldonetal.，2013）。寻找和创造一些“冒险的、激情的、好玩的、浪漫的、自发的及与性有关的活动”（Malouffetal.，2015，p.234）。单调会让任何亲密关系变得了无生气，而创意和新奇或许能消除无聊感。（我将在第14章详细阐述这一点。）
与时俱变的奖赏和成本
在经历了最初的兴奋期后（其特征为满意度快速增加），大多数亲密关系一—即使那些注定成功和繁荣的关系——都会遭遇一个平静期，伴侣们的愉悦程度在一段时间内会停滞不前（见图6.5）。这虽令人不安，但不应令人惊讶。根据关系动荡模型（relationalturbulencemodel）（Knobloch&Solomon，2004），随着新伴侣逐步习惯于他们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我们应该预期会有一段调整和动荡的时期。特别是，随着伴侣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打乱了彼此的日常生活。比如，不等对方的邀请，伴侣中的一方就可能会开始想当然地认为双方将一起过周末，而这可能会干扰对方的计划。伴侣们还可能会遇到来自朋友的一些阻力，因为这段新关系占用了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而他们探望老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确定性和猜疑也会伴随刚刚萌芽的承诺；伴侣双方可能都想知道这段关系的走向和未来，他们越不确定，关系就可能越动荡（Knobloch&Theiss，2010）。
在经历了亲密关系最初阶段的满意度快速上升后，随着他们逐渐适应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性，许多夫妻会暂时进入一段平静期。成功的亲密关系会熬过这段重新评估期，并且会变得更加令人满意，但上升的速度更趋平缓。
保持幸福的夫妻往往具有低神经质和高自尊的特征，并且他们在步人婚姻时就比大多数其他配偶更幸福。他们在讨论棘手的难题时也饱含深情和幽默，不会滋生愤怒；他们较为幸运，遇到的应激源（如经济困难和健康问题）也相对较少（Birdittetal.，2012）。
研究还发现，幸福的夫妻会控制他们的期望，这样他们的比较水平就不会变得太高。请记住，如果你期望你的婚姻是天作之合，就很难感到满意。果不其然，平均而言，在婚姻开始时期望最高，梦想婚姻生活有多么特殊和美妙的夫妻，在结婚数年后会变成最不幸福的夫妻。研究者追踪了251对新婚夫妻最初4年的婚姻生活（Lavner，Karney，&Bradbury，2013），结果发现，最幸福的夫妻是那些一开始就对婚姻生活有最现实看法的人。期望“伴侣和我总能解决我们的分歧”，或者“伴侣和我总能很好地沟通”，甚至“伴侣总是对我如何度过一天感兴趣”，并不是一个好主意（Neff&Geers，2013，p.60），因为这根本不现实。
你可能喜欢你的爱人爱好玩乐、天真率性，但在结婚几年后，当你有了孩子，还要疲于应付抵押贷款时，爱人同样的行为就显得多么地不负责任、轻浮和不可信赖，你是不会欣赏的。说到孩子，就要谈到另一种不受欢迎的意外，即了解那些你以前根本不知道的讨厌之事。为人父母的真实情况常常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你或许想当然地认为做父母将会很有趣，自己的孩子一定会很可爱，养育孩子会让你和伴侣更加亲近。然而现实（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知道的）却是，“孩子出生后，婚姻关系的发展前景无疑是黯淡的”（Stafford&Dainton，1994）。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为人父母是非同寻常的且常常是不可思议的探险历程，而孩子给人们带来的欢乐通常多于痛苦（Nelson et al.，2013）尽管如此，毫无疑问，为人父母严峻地考验着年轻父母之间的关系（Luhmann et al.，2012），并且虽然每对伴侣的结果都不相同（Don&Mickelson，2014），但大多数人“没有孩子会过得更好”（Hansen,2012）。养育孩子成本昂贵，而且是一份无休止的工作，大多数父母会发现，夫妻二人一起开心玩乐的时间急剧且出乎意料地减少了（Dew& Wilcox,2011）。当孩子出生后，冲突会增多，婚姻满意度（以及对伴侣的爱）会下降（Doss et al.,2009），这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Wendorf et al.,2011），无论是同性恋关系还是异性恋关系（Huebner et al.,2012）。
关系中的贪婪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追求美满关系结果的过程中，个体通常会对自己所依赖的人宽容大度，因为这样做合乎情理（而且很有价值）。如果伴侣双方都希望亲密关系持续下去，那么双方都应该深思熟虑地保护和维护对方的幸福。
交换关系与共有关系
在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中，伴侣特别关注对方的幸福，他们为对方提供支持和帮助，却不期望回报（Clark ＆ Aragon,2013）。因此，寻求共有关系的人不会斤斤计较成本核算，他们宁愿不要自己的善意很快得到回报；即使没有机会获得个人利益，他们也会密切关注伴侣的需要；当他们帮助伴侣时，自我感觉会更好（Xue& Silk,2012）。在共有关系中，人们经常会为伴侣做出一些小的牺牲，并不惜代价为对方帮忙，但他们最终享有更高质量的关系（Clark&Grote, 1998）。的确，人们喜欢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婚姻，伴侣之间表现出越多的慷慨和互相关心，他们就越幸福（Clark et al.,2010）。
此外，在有益的共有关系中，伴侣们似乎并不会斤斤计较具体的奖赏和成本，因为他们很幸福，知道自已做得很好，所以没有必要纠结于一些细节。彼此慷慨以对或许成了一种习惯，并不需要太多思考或努力（Kammrath et al.,2015），伴侣会停止审视他们的个人“收益”。然而，如果关系结果开始变糟，令人陶醉的收益蒸发，即使是（曾经的）共有关系中的亲密伴侣也可能会再次开始密切关注交换过程（Grote&Clark,2001）。当不满情绪出现时，处于（曾经的）共有关系中的人们也往往会对关系结果中的些微不公变得特别敏感（Jacobson et al.,1982）。
公平的关系
公平在某些领域可能尤为重要。在家务劳动的分配和照护孩子这两个敏感问题上，保证公平是明智之举。如果这些杂务由双方平均分担，伴侣们往往都会对婚姻感到满意：“当双方分担家务的重担时，一方可能会欣赏另一方的贡献,并且他们可能会有更多共同活动的休闲时间”（Amato et al,2007,p.166）。相比之下，如果伴侣中的一方承担大部分家务，“糟糕的情感就会肆虐，并影响婚姻的质量”（Amato et al.,2007,p.166）。
即使她们在家庭之外承担了和丈夫相似的工作职责，已婚的美国职业女性对孩子的照顾也更多（Yavorsky et al.,2015）, 并且承担约两倍于丈夫的家务活（Pew Research Center,2015a）。同居的情侣、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伴侣通常在这些家务的分配上更为公平（Coltrane & Shih, 2010）。
当人们不满意时，公平问题才凸显出来，而当人们对亲密关系感到满意时，公平就显得微不足道（Holmes & Levinger,1994）。当奖赏充足时，公平或许无足轻重。亲密关系进展顺利时，人们很少留意关系中的交换，也不会纠结于他们注意到的任何不公平。（当研究者问起时，他们倾向于报告自己的伴侣关系是“公平的”。）但如果成本增加而奖赏减少，人们就会开始更仔细地追踪他们的交换，关注各自应得的待遇。无论真相如何，感到非常不满意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从伴侣处获益不足（Grote&Clark,2001）。
在美国，与丈夫是传统型的女性相比，丈夫持女权主义观点（即信奉男女平等）的女性有更幸福、更健康和更稳定的亲密关系。她们的性生活也更和谐（Rudman & Mescher, 2012a）。
第7章 友谊
友谊的本质
相比独处或与家人（包括他们的配偶）在一起，参与者与朋友在一起时通常会有更多的乐趣。当配偶和朋友都在场时，那将是最美好的时光。但如果两者只能择其一，人们从朋友那里获得的快乐和兴奋往往要比从配偶那里获得的要多（Larson&Bradney,1988）。
友谊的属性
首先，亲密的朋友喜爱彼此。他们彼此欣赏、信任和尊重，珍视忠诚和真诚，双方都能无拘无束地做真实的自己，根本不用伪装。其次，深厚的友谊涉及交心。朋友之间给予和接纳有意义的自我表露、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遵守平等的准则，双方的喜好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朋友还能提供陪伴。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和活动，并把对方视为娱乐和乐趣的源泉。
社会支持
说到幸福，伙伴们温暖、体贴的支持比金钱更重要；收入对你的幸福感的影响可能要小于你的社会支持水平（North et al.,2008）。
情感支持具有实际的生理效应。长期来看，与那些从他人那里得到较少鼓励和关心的人相比，与伙伴有深情厚谊的人血压、胆固醇水平和应激激素的水平都较低（Seeman et al.,2002）。他们也能更快地从应激反应中恢复正常（Meuwly et al.,2012）。在实验室研究中，当他们把手臂浸人冰冷的水里时，他们感受到的疼痛甚至都比其他人低（Brown et al.,2003）
当人们细心且富有同理心，因而能够明白伴侣的需求时，往往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Howland,2016）。人们在需要帮助时很少会直截了当地寻求帮助（Bohns & Flynn,2010），所以那些能更好地解读伴侣感受的人，往往对我们的胃口或太过殷勤（Brock＆ Lawrence,2014）。他们试图帮助我们的努力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自尊或冒犯我们，如果我们接受这类帮助，就可能会产生受人恩惠欠人情的感觉（McClure et al.,2014）。所以，社会支持有时会伴随情感成本，因此最好的帮助通常是无形的支持（invisible support），悄然提供而不为受助者所察觉（Girme et al.,2013）。在同居伴侣中的一方准备紧张的律师资格考试期间，如果双方把各自给予和接受的支持都记录下来就会发现，减少应试者焦虑最有效的支持是伴侣提供的那些应试者并未觉察到的支持（Bolger et al.，2000）。有时，帮助朋友最好的方式是默默地提供支持，不给他/她添麻烦。
如果是有形的支持，当其符合受助者当前的需要和目标时，它才会更有效（Gleason & Iida,2015）。另一项针对为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而焦头烂额的法律系学生的研究发现，物质支持（比如情侣为之下厨做饭）是有帮助作用的，而情感支持只会使考生更加焦虑（Shrout et al.,2006）。另一方面，视力受损的老年人会因物质支持而恼怒（尤其是当物质支持使其感到更加无助时），但情感支持却使他们感到振奋（Reinhardt et al.,2006）。
从长远来看，重要的不是人们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感知到的支持与我们实际得到的支持通常只是粗略地匹配（Lakey,2013），当人们认为他们的朋友不肯仗义相助时，无论朋友是否真正如此，他们都会感到苦恼（Bar-Kalifa & Rafaeli,2013）。事实上，感知到的支持更多地跟我们与朋友日常互动的质量有关，而非他／她实际提供的帮助的数量（Lakey et al., 2016）：当我们对朋友或爱人感到满意时，我们会把他们视为支持我们的良师益友；但当我们感到不满意时，我们会认为他们忽略我们，不帮助我们（Lemay&Neal,2014）。我们的判断并非完全不切实际；朋友为我们提供的支持越多，我们通常认为他们越支持我们（Priem et al.,2009）。而且，当我们信任他们，对他们感到满意时，我们更有可能注意到并感激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朋友甚至还对我们幸福与否（或胖瘦与否）有着惊人的影响！一项对12000 多人的健康状况进行的长达 30年的研究发现，拥有快乐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Christakis & Fowler, 2009）。每拥有一个快乐的朋友，我们快乐的概率就会增加15%。朋友的朋友也很重要；我们的朋友每拥有一个快乐的朋友，我们快乐的概率就会增加10%，即使我们从未与此人谋面！我们的社交网络所支持的规范及所提供的经验影响力非常大，对我们有利也有弊。例如，如果你的朋友变得肥胖了，你超重的可能性会增加 57%。每拥有一个不快乐的朋友，我们快乐的可能性就会减少7%。而且孤独也会传染：如果有朋友先感到孤独，我们感到孤独的可能性会增加52%，如果朋友的朋友感到孤独，我们孤独的可能性则会增加25% （Cacioppo et al.,2009）。
回应性
当两个人相处融洽并开始留意彼此的需要时，他们会感觉彼此更亲密、更满意（Segal& Fraley,2016）。他们的睡眠质量也更好；当我们感到有人关心和理解我们时，就不会那么烦躁不安，睡眠也更高效了（Selcuk et al.,2017）。感知到的伴侣回应性甚至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当我们感到被人欣赏和关爱时，生活似乎变得更有意义了（Selcuk et al.,2016），我们的应激激素水平也更低（Slatcher et al.,2015）。积极回应的伙伴所提供的理解、尊重和关心有巨大的价值，很显然，朋友能为我们提供丰厚的人际奖赏。
卡耐基提出了六种让别人喜欢我们的简单明了的方法，而这些朴素建议的长盛不衰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朋友的回应性如此令人振奋。卡耐基的建议如下（Carnegie, 1936, p.110）:
1．真正地对他人感兴趣。
2．保持微笑。
3．记住，在任何语言中，一个人的名字对其而言是最甜美、最重要的声音。
4．耐心倾听。鼓励对方谈论他们自己。
5．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6．真诚地让对方感到自己很重要。
为了给你刚认识的人留下亲切的印象，请对他们真诚地微笑（Miles,2009），然后关注对方，表现出热情、兴趣和热心（Eastwick et al., 2010）。在这一点上，像拉丁美洲人那样做也很有帮助（拉丁美洲人在这一点上比较得天独厚）。拉丁美洲人普遍赞同和睦相处的文化规范，重视礼貌待人和意气相投，当他们在得克萨斯州与一个陌生人独处时，墨西哥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或黑人更健谈，更多地注视对方和微笑，也更享受这种人际互动。与他们相遇的陌生人也更为喜欢这次邂逅（Holloway et al.,2009）。人们喜欢从他人那里获得热情、体贴的关注和支持，积极回应是结交和留住朋友的好方法。
友谊的规则
女性对朋友有更高的标准（Felmlee et al, 2012）：她们比男性期望更多的忠诚、快乐、相似性和自我表露（Hall,2012）
人生不同阶段的友谊
你在老年时（甚至）可能比现在对你的友谊更满意（Luong et al.,2011）。
童年期
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关键需求是接纳，青春期前期（9~12岁或小学高年级）是亲密，青少年期是性行为。
当儿童进入小学阶段后，其他儿童的相伴和接纳就变得日益重要；那些不被同伴充分接纳的儿童会感到被人排斥。之后在青春期前期，儿童发展出对亲密的需求，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关注与自己年龄和兴趣相似的朋友。此时成熟的友谊首次出现，它以广泛的自我表露为特征；在此阶段，儿童发展出换位思考、同理心及慷慨等技能，这些技能都是成人亲密关系的基础。儿童可能会克服他们的孤立感，但如果不能，他们便会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孤独。此后，性需求爆发，青少年通常会对异性产生兴趣。大多数青少年最初难以满足这些新出现的需求，但大部分人随后会设法建立体贴、关爱和公开的性关系。
成人经营友谊所用的丰富而复杂的方式是历经岁月锤炼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童年期人际关系的成功为成年后更好的结果铺平了道路。传授社交技能的干预措施能提高儿童的同伴接纳度，从而降低其日后调适不良的风险（Waas & Graczyk, 1998）。
青少年期
青少年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与同伴们相处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在芝加哥进行的一项经验取样研究发现，小学五年级的儿童有 35% 的时间与家人相处，而高中生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只有 14% ( Larson et al., 1996 )。
第二个变化是，青少年越来越多地从朋友处获得重要依恋需求的满足（Fraley& Davis，1997）。随着他们长大，儿童逐渐把主要依恋对象（逐一按不同成分）从父母转移到同伴身上。
例如，11~14 岁左右的少年常常把他们的避风港从父母转移到同伴身上；如果有什么事情令他们不安，他们会先寻求朋友的帮助，然后再找父母帮忙。事实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再稍大一点的青少年把同伴（通常是恋人而非普通朋友）而不是父母作为他们主要的依恋对象（Rosenthal ＆Kobak,2010）。在人们的生活中，同伴会逐渐取代父母。
成年早期
人们在十八九岁和二十多岁时进入成年早期，根据著名理论家埃里克森（Erikson，1950）的观点，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亲密对孤独”的发展。埃里克森认为正是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学会了如何建立持久、忠诚的亲密关系。
大学毕业后，人们与之交往的朋友数量往往会减少，但他们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更深入、更相互依赖。
中年期
随着人们与爱人见面越来越多，他们与朋友见面越来越少（Burton-Chellew& Dunbar,2015）。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与约会对象尚未确定关系时，他们平均每天和好友相处的时间是2个小时，但一旦与恋人订婚，他们平均每天与朋友见面的时间还不足 30 分钟（Milardo et al，1983）。情侣们确实倾向于与他们共同的朋友有更多的联系，但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朋友总数的下降及与朋友相处时间的减少（Wrzus et al.,2013）。
人们友谊的消退在结婚后仍不会停止。与异性朋友的友谊尤其会受到影响；异性朋友可能会被配偶视为潜在的情敌，所以已婚人士一般很少与异性朋友见面（Werking,1997）。然而，尽管夫妻们与朋友见面的次数较少，但他们的社交网络仍比单身时更大，因为他们与姻亲见面的次数会更多（Milardo et al，1983）。
因而，当人们投身于配偶和孩子时，他们的社交生活并不会完全凋零，但他们社交活动的重心的确会从私人朋友转移到家庭和夫妻共同的朋友上。事实上，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朋友,婚姻似乎很难经营（Barton et al.,2014）。
老年期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友谊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因为老年人与年轻人有不同的人际目标（Lockenhoff＆Carstensen,2004）。年轻人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他们会追求指向未来的目标，旨在获取有利于他们今后生活的信息。（如果你在上大学，这大概正是你所做的事情。）心中带着这样的社交目的，年轻人会追求相对更大的社交网络，结交各种类型的社交伙伴（往往有几百个网友！）。然而，当人们变老，未来似乎越来越有限时，他们会更多地聚焦现在而不是未来，也更注重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Fung &Carstensen,2004）。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随着有生之年变得越来越屈指可数，老年人友谊的目标是追求质量而非数量；他们专注于精选的令其满意的友谊，这些友谊相对而言没有冲突（Fingerman&Charles,2010）；他们更努力地维系和充实这些友谊（Lang et al.,2013），并放弃一些更随意的朋友关系。的确，该理论预测：任何人，只要他／她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再长久，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少数的亲密朋友相处，而不是把时间用来和大量的普通朋友交往——这也正是那些罹患绝症、所剩时日不多的年轻人与人交往的情形（Carstensen et al.，1999）。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拥有亲密友谊的老年人比那些较少与人接触的老年人更为健康、长寿和幸福，这反映了亲密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Gerstorf et al., 2016)。
友谊的差异
同性友谊中的性别差异
女性的同性友谊往往比男性之间的友谊更密切、更亲密。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成年男性和女性平均拥有的朋友数量相同（Gillespie et al.2015），但在爱情关系之外，女性通常还会向朋友寻求善解人意、有同情心的理解和支持，而男性通常不会这么做。例如，请思考这个具有启发性的问题（Rubin,1986）：“如果某天晚上你回到家里，你的爱人或恋人宣布他/她要离你而去，你会向谁寻求帮助？”当研究参与者真正地思考这个问题时，几乎每个女人都能轻易地说出一个同性朋友的名字，但只有少数男人能做到这一点（Rubin，1986）。（事实上，如果恋人离开了他们，大多数男人根本想不出可以向谁寻求安慰。
当环境支持男性之间的亲近时，男性似乎完全有能力与其他男性建立亲密的友谊，但他们通常选择不这样做，因为社会对男性间亲密的接纳程度远低于对女性（Reis，1998）。为什么会这样？文化规范和性别角色似乎是罪魁祸首（Bank&Hansford,2000）。传统的教养鼓励男性注重工具性而非表达性，而（正如第5章所述）个体的表达性可预测他/她自我表露的程度。与传统的性别类型化的男性相比，双性化的男性一般拥有更亲密的友谊，但性别类型化的男性在数量上要多于双性化的男性。为了使其与典型的性别角色保持一致，我们也会对男性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表现出比女性更多的情感约束。文化规范致使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向他人表达他们的担忧和情绪，在鼓励表达性的男性友谊的社会（如中东）中，亲密友谊的性别差异消失了（Reis,1998）。
有一只心爱的宠物在场有助于人们应对压力情境，其效果甚至要好于人类朋友。宠物往往能改善其主人自主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状况（Beetz& Bales,2016）。
朋友越少的人，养宠物带来的益处就越大。即使动物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它们也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当实验者的狗在房间里时，在实验室实验中遭到他人排斥的参与者的痛苦要比狗不在房间里时更小（Aydin et al.,2012）。
男人和女人成为朋友的原因与他们接近同性朋友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涉及回应性、信任和社会支持（Fuhrman et al.,2009）。而且因为男人是与女人而不是其他男人打交道，所以他们与女性朋友相处时往往比与男性朋友相处时更开放、更具表现力（Fehr, 1996）。
发生性关系的朋友们则不太可能只保持一个性伴侣，而是会与多人发生性关系，虽然他们在一起时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性活动上，但与浪漫的恋人们相比，他们对自己的性生活和彼此的关系满意度都较低（Collibee ＆Furman, 2016）。
友谊的个体差异
友谊发展的障碍
超过八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独居，自1960 年以来，这一比例翻了一番（Wilson &Lamidi,2013），美国人的亲密友谊也不如过去那样普遍（McPherson et al.,2006）。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知己的人数从1985年的10%飙升到如今的25%。每四个美国成人中就有一个声称找不到可以寻求亲密忠告和支持的人。另有19%的人报告他们只有一个知己（通常是其配偶或兄弟姐妹），总的来说，人们拥有的亲密伴侣（包括亲密朋友和爱人）的平均数量已经从1985年的3个下降到如今的2个。
羞怯
首先，惯常羞怯者害怕负面评价。别人不喜欢他们的可能性几乎时时萦绕在其脑海中；相比大多数人，他人的嘲笑或蔑视令他们更恐惧；他们对社交否定的担忧要甚于其他人（Miller,2009）。其次，他们往往自我怀疑。低自尊通常伴随着习惯性羞怯，羞怯者往往有低自尊（Tackett et al.,2013）。最后，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会感到自己能力不足，有时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总的来说，他们的社交技能水平低于那些不羞怯的人（Ickes,2009）。
这种不受欢迎的认知和行为组合使羞怯者在与人交往时进退两难：他们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却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从而避免这种不喜欢。因此，他们会采取谨慎、相对退缩的社交方式，转移别人对他们的兴趣和热情（Oakman et al.,2003）。例如，如果羞怯的男人发现漂亮的女人在注视自己，他们不会回望并与之对视，更不会微笑问好；相反，他们会转移目光，一言不发（Ickes，2009）。这样一来，本该具有奖赏意义的后续对话，因为男人的羞怯，有时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人们的羞怯是暂时性的还是习惯性的，只要他们表现得胆怯，通常会给他人留下负面印象，而这恰恰是他们一开始与人交往时希望避免的。他们疏离冷漠、毫无奖赏价值的行为非但不能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经常给人留下沉闷单调、兴味索然的印象。
羞怯行为并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羞怯的特征是胆怯、寡言和犹豫不决，这些行为可能显得冷漠和不友好，而且其他人对这些行为的回应，也不如对更合群行为的回应友好和热情（Bradshaw,2006）。久而久之，羞怯者更可能受到别人的忽视和拒绝，而不是理解和同情，而这样的结果又会强化他们的羞怯。
很显然，在社交生活中自信通常比羞怯要好。当然,羞怯有时也有益处:当人们真正面临新异的情境,不知道如何表现时，短暂的羞怯可以防止他们举止失当（Leary ＆ Jongman-Sereno,2014）。然而，更常见的是，羞怯者会因害怕根本不曾发生或永远也不会出现的社交否定威胁而逃跑，所以他们的羞怯反而是一种没有必要、适得其反的心理负担（Miller,2009）。帮助人们克服习惯性羞怯的正式项目通常会教羞怯者树立一种更积极的心态，帮助他们管理对社交评价的焦虑。这些项目还教授社交技能，重点是如何发起对话及如何变得自信。让受训者在角色扮演任务和其他实践训练中练习积极思维和有效行为，直到他们能独自得心应手地应用它们为止（Henderson et al.,2014）。
然而，大多数羞怯者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接受社交技能的正式培训，因为他们只要精神放松，不再担心别人的评判，就可以表现得很好。假如你现在被羞怯所困扰，如果你实际上不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反而可能给别人留下更好的印象。
当羞怯者能按照自己的节奏以相对匿名的方式与他人进行在线交流时，他们就更加放得开（Weidman et al.,2012）。但如果是在线视频，双方能实时同步地看到彼此，羞怯者又会恢复原来的沉默寡言；他们的自我表露减少，羞怯再次显现（Brunet＆Schmidt, 2007）。
如果羞怯者的羞怯取决于别人是否能看到他们，那么他们（如果你感到羞怯可能也包括你）不需要额外的基本社交技能训练。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加镇静和自信（Arroyo&Harwood,2011），虽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羞怯者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一味羞怯并不能帮他们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那么相信自己并期望互动能顺利进行，又能损失什么呢？如果你有些羞怯，下次结识新朋友时，与其想着自己，不如试着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事情或许比你预期的更好（Kashdan et al., 2011）。
孤独
在完全独处的状态下，我们经常会感到非常满足（Leary et al.,2003）。
与那些有更丰富、更令人满意的友谊的人相比，孤独者的血压更高，血液中应激激素的水平也更高。他们的睡眠质量比前者差，免疫系统的功能也不正常（Cacioppo et al., 2015）。久而久之，孤独的折磨对人的整体幸福的损害非常明显：在全世界，与有更丰富人际联系的人相比，50岁以上的孤独人群在未来6年内死亡的可能性更高（Holt-Lunstad et al.,2015b）。如果孤独持续存在，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
女性的孤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她们当前是否拥有爱情伴侣，但男性的孤独却取决于这一点；平均来看，当异性恋男性未与女性伴侣建立亲密关系时，他们感到更孤独。
第8章 爱情
请你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某个人具有你所期待的所有品质，但你并不爱他／她，你会与这个人结婚吗？大多数读者会说不！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浪漫爱情是婚姻的必要条件（Sprecher & Hatfeld,2017）。除人们希望配偶具有的特征（如热情、美貌和可靠等）外，西方文化下的年轻人还强调浪漫和激情也是婚姻的前提（Livingston &Caumont,2017）。这种观点非常新颖，所以格外引人注目。纵观人类历史，择偶标准通常和浪漫爱情并无多大关联（Ackerman, 1994），人们因为政治的、经济的、实用的和家庭的原因而结婚，唯独不会仅仅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合。即使在北美，人们也是在几十年前才开始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必要条件。1967年，76%的美国女性和 35%的美国男性愿意与自己并不爱的完美伴侣结婚（Kephart,1967）。但现在，大多数人会拒绝这样的婚姻。
爱情类型
爱情三角理论
亲密、激情和承诺显然是相互关联的（Whitley,1993）。例如，如果男性通过翻看色情书刊产生了性唤起，他们对伴侣的爱会比没有性唤起时更多（Dermer& Pyszczynski, 1978）。
浪漫激情之爱
激情吸引力根源于两个因素：（1）生理唤醒，如心跳加快；（2）相信另一个人是引起你唤醒的原因（Berscheid &Walster,1974）。根据这一双因素观点，当唤醒的感觉与另外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在场相联系时，浪漫的爱情就会产生，或者至少得以增强。
假设你是位年轻的男子，原地跑2分钟或者15秒，结果你的脉搏会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或者你只是比平时稍微多一点唤醒。在或高或低的唤醒状态下，你进入另一个房间，观看一段你认为即将见到的年轻女子的录像。结果很明显，高唤醒加强了他们对该女子的反应强度（White et al.，1981）。
肾上腺素能够激发爱情。各种类型的高唤醒，包括简单的体力活动和娱乐，似乎都可以增强我们所感受到的合意的潜在伴侣的浪漫吸引力。想想其中的含义：你是否曾经与爱人大吵一架，而几分钟后的“亲吻和好”会让你觉得格外甜密？或许你的愤怒点燃了随后的激情？
一旦陷人浪漫的爱情，人们便会忽略有关未来伴侣的不良信息，或者重新解释这些信息。假设你是一名男大学生，要去扮演饭店经理，评价一位向你推销广告的女性所做的工作（Goodwin et al.，2002）。你会看到该女子的陈述录像，其表现要么条理清晰、聪明伶俐，要么笨拙无能。你能分辨出胜任工作和不胜任工作的差别吗？当然可以。但如果你知道自已将在周五和该女子约会，结果又会怎样呢？可能发生的浪漫爱情是否会影响你的判断？你或许认为不会，但当男性真正参与这样的实验程序时，浪漫爱情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图8.1所示。即将到来的约会显然严重影响了男性参与者的判断，如同被施加了魔法，他们把对方极其糟糕的工作评价为高质量的表现。当浪漫的可能性出现时，工作优劣的区别就会完全消失。
相伴之爱
当数百对结婚至少15 年的夫妇被问及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能持续时，他们并没有像热恋的情侣那样，说会为配偶做任何事或失去对方会多么痛苦（Lauer&Lauer,1985）。相反，男女双方提到的两个最多的理由是：（1）“配偶是我最好的朋友”；（2）“我很喜欢他／她这个人”。持久且令人满意的婚姻似乎包含很多相伴之爱。
同情之爱
付出比接受的效果更好：做出这些慷慨行为的人甚至比接受方体验到了更好的情绪。
爱情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文化
你更关心对象的身高、体重，体味是否好闻，而父母则更关心对方的族裔、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和宗教信仰（Buunk＆ Solano,2010）。他们还不希望你发生随意的性关系，尤其是女孩（Apostolou,2009）。总而言之，与子女的看法相比，父母会认为两人之间基本的相似和承诺更为重要，这一点所有文化皆然（Buunk& Solano,2010）。
年龄
让年轻人步人婚姻殿堂的那种灼热、急迫和强烈的情感，似乎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弱，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更成熟的爱情观。
性别
男女两性都认同爱情应该温情脉脉、忠贞不渝，但男性比女性认为爱情应该有更多的激情（Fehr ＆Broughton,2001）。的确，在爱情的三个成分中，“激情”与男性对关系的满意度相关最高，而“承诺”则是女性满意度的最佳预测因子（Sternberg,2006）。根据斯滕伯格的三角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所依赖的这种爱情成分是最不稳定和最不可靠的。
爱情能否持久
婚后浪漫爱情会减弱（Sprecher ＆ Regan，1998）。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浪漫和激情之爱量表上的得分都会下降（Tucker ＆Aron,1993），这还是那些一直努力维持婚姻的夫妻的情形！结婚几年后，丈夫和妻子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坚称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或者在互相凝视时陶醉在彼此的双眸中了。更重要的是，伴侣之间浪漫爱情的减弱会非常迅速。仅仅在结婚两年后，夫妻之间表达爱意的频率就比他们刚结婚时减少了一半（Huston & Chorost,1994）。从世界范围来看，婚姻第四年的离婚率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高（Fisher,1995）。
浪漫爱情为何难以持久
仅仅是新奇也能为新的恋情注人兴奋和能量。恋人之间的初吻通常比之后的成千上万个亲吻更令人激动，而当人们为新伴侣精神抖擞、魂牵梦绕时，决不会意识到30年之后自己的爱人会变得如此熟悉和习以为常。的确，新奇在其他物种中也会引起性唤起：如果把两只处在发情期的公鼠和母鼠关在一起，公鼠会多次与母鼠交配直至性趣枯竭；然而，如果这时用另一只处在发情期的母鼠代替第一只母鼠，那只公鼠又会重新焕发兴趣和活力，扑身而上与之交配。这样不断地更换新母鼠，可诱使公鼠射精次数两三倍于与同一只母鼠关在一起的情形（Dewsbury,1981）
婚姻关系持续越久，激情就变得越少（Campbell ＆Kaufman,2017）。一项对美国人性行为的广泛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普通夫妻间的性交频率（测量彼此之间激情的指标之一）在婚姻过程中持续下降（Call et al.,1995）。德国的“亲密关系及家庭动力固定样本分析”（the pairfam study）’年复一年访谈数千人，发现了一致的结果：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性爱频率最大幅度的减少发生在亲密关系的第二年（Schroder & Schmiedeberg,2015）。如图 8.2 所示，性爱的减少显然与年龄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性生活通常会减少（Lee et al.,2016）。然而，人们如果再婚，更换了性伴侣，性生活的频率会增加，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因此，激情随时间而减弱的原因似乎并不完全是衰老。可以说，“浪漫因新奇、神秘和风险而繁盛，却因日益熟悉而烟消云散。因此，所谓持久的浪漫本就是自相矛盾的”（Mitchell,2002,p.27）。
爱情的未来怎样
相伴之爱比浪漫之爱更稳定（Sprecher ＆ Regan,1998）。如前所述，能长久维持幸福婚姻的人通常会向配偶表达许多相伴之爱（Lauer ＆Lauer,1985）。这样的人通常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虽然相伴之爱不依赖于激情，但身处相伴之爱的人仍会感到非常满足（Hecht et al., 1994）。并且因为亲密和激情相关（Whitley,1993），所以夫妻成为好朋友也有助于维持激情。
你还可以有目的、创造性地努力防止任何可能损害满足感的厌倦情绪。当爱情关系变得重复和单调时，它就会停滞不前，如我们在第6章看到的，厌倦的出现并非因为发生坏事，而是因为婚姻生活变得无趣、缺乏刺激或挑战（Harasymchuk ＆Fehr,20113）。厌倦是爱情和满意的对立面，所以，厌倦的出现是非常糟糕的信号（Tsapelas et al, 2009）。如果不再有新奇，就去创造更多的新奇。不要停止去寻找新奇而吸引引人的夫妻享乐之道，无论床上还是床下（Frederick et al.,2017）。
这就是你的爱情策略。享受激情，但不要把它作为长久爱情关系的基础。积极培养与爱人之间的友情。努力保持新鲜感，把握住每一个与配偶共同进行新奇探索的机会（Strong＆Aron,2006）。如果你对爱人强烈的欲望渐渐演变为平静而深厚的情感，不要觉得奇怪或失望。这种幸福的结果很可能会让你成为一个幸运的爱人。
本章小结
相伴之爱。承诺和亲密结合成为相伴之爱，这是一种在生活相互交织的伴侣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幸福的夫妇通常认为他们同时也是好朋友。
同情之爱。亲密与对爱人无私的呵护结合成为相伴之爱。富有同情心的行为能促进亲密关系。
浪漫爱情为何难以持久。浪漫和激情包含幻想、新奇和唤醒，它们都会随时间推移而消退。
爱情的未来会怎样。相伴之爱非常令人满足，可能也比浪漫之爱更稳定。如果爱人彼此是好朋友，并且努力克服沉闷而乏味的婚姻生活，他们就更可能维持长久而满意的爱情关系。
第9章 性爱
性态度
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
在性观念上最大的性别差异之一是对待婚外随意性行为的态度，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认为没有爱情的性行为也可接受，所以他们在一夜情之后的早晨通常比女性感觉要好（Strokoff et al.，2015）。这种差异无疑会影响男女两性对过去性行为的懊悔：女性更可能后悔她们已做过的事（如发生一夜情），而男性更可能后悔他们未曾做的事（如自己当初有机会却没有发生性关系）。
对同性恋的态度
近几年来，心理学和生理科学已有定论，“对性别认同和伴侣的偏好显然已经不可逆转地刻人了发育中的胎儿大脑里，且不可改变。我们的性别身份是什么，在性方面，我们爱谁及如何爱，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在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Horstman,2012,p.60）。
性取向具有基因基础（Langstrom et al.,2010），但同性恋通常不会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在以异性恋为主体的人口中，性选择的演化原理又是如何发挥作用，使之维持少量但稳定比例的同性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Chaladze,2016），这里给出两个来自男同性恋研究的结果。首先，男同性恋都是很好的叔伯；他们对侄子/ 女的付出比其他男性更多，从而帮助他们的兄弟姐妹更成功地抚育后代（Vasey& VanderLaan,2010）。其次，与其他女性相比，男同性恋的姐妹的生殖能力更强，子女更多（Iemmola & Ciani,2009）。她们也比其他女性更可能“向上”婚配，即与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结婚（Barthes et al., 2013）。因此，纵观历史，男同性恋很少生养自己的后代，但他们的姐妹却有更多的孩子，而且这些孩子通常能得到更好的照料和保护。总的来说，在艰难的环境中，同性取向在家族中延续甚至可能是一种优势。因此，同性恋可能有演化起源。
性行为
第一次性行为
如今，几乎所有人（97%）在结婚前都有过性行为（Haydon et al.,2014）。你可能还记得，普通美国人将近30岁才结婚，但是目前男女两性第一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即一半人有性行为一半人没有性行为的年龄）均为17岁。到20岁时，只有少数人（约 20%）还未曾有过性行为（Guttmacher Institute,2016）。
承诺关系中的性行为
美国的性教育项目常常提倡禁欲，鼓动青少年做出保持童贞的公开承诺。然而，仅仅在做出守贞承诺1年后，大多数青少年（53%）就拒绝承认此类承诺，5年后，82%的人声称自已根本没有说过此类的话（Rosenbaum,2009）
同居的年轻情侣平均每周做爱3次，而已婚夫妇每周做爱约为2次（Willetts et al.,2004）。不过，这两种关系伴侣的性行为次数均多于单身人士（Smith,2006），可能的原因是，单身人士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性伴侣。已婚者有时或许会羡慕单身人士自由放任的生活，但他们的性行为次数通常要多于单身人士。
2009年，大多数（86%）25~30岁的美国青年报告去年与人发生过性关系。然而，50多岁的人中只有约一半的男性（58%）和女性（51%）如此报告；70多岁的人中只有少数男性（43%）和女性（22%）报告有过阴道性交（Herbenick et al.,2010b）。大多数美国老年人在近12个月内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性行为（Karraker& DeLamater,2013）。在此方面，与衰老有关的身体变化是有影响的（DeLamater,2012）：激素水平的下降会降低个体的性欲，而身体机能的衰退也会侵蚀个体的活力，所以性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一点儿也不奇怪。然而，在长相厮守的伴侣中还存在另一种更微妙的可能性，即随时间的推移，伴侣双方变成了熟悉而老套的性伙伴，探索的兴趣和新奇的兴奋消失殆尽，彼此间的激情也会减退（Rubin ＆Campbell,2012）。平均来看，伴侣在确定亲密关系的第一年的性生活会比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更频繁”（Diamond, 2013, p.591）。
最后一个和性行为频率有关的因素是性取向。在亲密关系确立早期，男同性恋者比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会发生更多的性行为。在一起10年之后，每个人做爱的频率都会下降，但男同性恋者下降得最多，最终，他们的性行为频率比异性恋者还要低。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亲密关系的持续时间，女同性恋者的性行为频率低于任何其他关系类型的伴侣（Diamond,2015）。如果完全由女性自己决定，则其性行为频率远不及有男性参与之时。
不忠
21% 的女性和 32% 的男性至少有过一次出轨，不忠于他们的伴侣。大部分的丈夫和妻子婚后从未与其他人发生过性行为，但约五分之一的妻子和三分之一的丈夫有婚外性行为（Tafoya & Spitzberg,2007）。约会或同居的情侣出轨率更高。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伴侣根本不可能出轨（Watkins ＆ Boon, 2016），但一项全美调查发现，同居伴侣的一方甚至双方有 31% 的时间在欺骗（Frisco et al.,2017）。而在另一个关注约会伴侣的样本中（Graham et al.,2016），当一方有出轨行为时，另一方通常并不知情；而且，出轨的伴侣22% 的时间不使用安全套。
在许多情况下，男同性恋者是在伴侣的允许下进行不忠性行为的，因为他们的伴侣也想要同样的自由（Mitchell et al.,2016）。
长期演化使得男性的阴茎具备了完美的形状，可以把其他男性的精液从伴侣的子宫颈排挤出去（Gallup ＆Burch,2006）。人们根据常识可能认为，发生性交的第二个男性只会把前一个男性的精液从子宫颈推进到女性的子宫里，但实际情形不然，深人的抽插会把任何已经存在于阴道里的精子挤压到龟头后方，随后把精子带出女性体外。事实上，与这种看法一致的是，如果男性知道其伴侣很多时间都与其他男性（比如同事或朋友）在一起，他们往往会表现出特定的性交方式——在较长的时间里出现更多次非常深的插人一—这特别有可能替换掉先前其他男人可能留下的精子（Pham et al., 2017）
出轨了，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与原来的伴侣分手，而与新配偶建立新的长期亲密关系（Impett et al.,2014b）；因此，女性更可能因为婚外情而更换配偶（Buss et al.,2017）。
一项对年轻人的研究发现，男性报告每周有 37次性冲动，而女性只有9次（Regan,2013）。
在有固定性伴侣的男性中，约有一半的人每周仍会手淫一次以上，而处于性关系中的女性只有16% 的人这样频繁地手淫（Klusmann,2002）
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男性希望开始发生性行为的时间通常早于女性（Sprecher et al.，1995）
性比女性更常常想到性。让年轻人携带计数器计算他们每天的想法，男性每天有 34 次想到性；而女性只有19次（Fisher et al.,2012）。
大多数女性在绝经期后性欲望会下降（McCabe &Goldhammer,2012）。所以，一项对德国60多岁的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妻子像丈夫一样想要那么多的性生活（Klusmann，2006）。
安全而明智的性行为
长相越俊美，我们认识到的风险就越低，发生性行为时越不可能使用安全套（Knauper et al.,2005）。
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由于错误解读彼此真实的偏好，一群人最终可能会遵循每个人都以为大家普遍认同但几乎没有人私下支持的规范。因此，年轻人或许会明智地希望发生安全的性行为，但却无法坚持，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安全的性行为并不受欢迎。事实上，女性以为的男性对安全套的态度比男性的实际态度更消极（Edwards & Barber,2010）；而且男女两性都低估了同龄人使用安全套的频次，高估了同龄人发生随意性行为的频次（Lewis et al.,2014）。
大多数色情作品以一种贬损的方式描绘女性——把女人描绘成淫妇，随时准备服务和取悦男人——色情作品中还有很多性虐待和谩骂内容（Bridges et al.,2013），所以它可能会给亲密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伴侣双方对色情作品的使用差异越大，使用色情作品就越令人生厌（Willoughby et al.,2016）;但是，如果伴侣双方使用色情作品的频次类似，色情作品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消失( Kohut et al., 2017 )。
性满足
与过去一年内有两个或更多性伴侣的人相比，过去一年中只有一个伴侣的人更多地获得高水平的满足感。一般来说，那些恪守承诺，忠于伴侣关系，重视一夫一妻制（以及彼此保持忠诚）的人，很可能对性生活感到满意。
在每周有3次或更多性爱的夫妻中，89%的人报告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满足；而在一个月仅有一次性行为的夫妻中只有 32% 的人感到性满足（Blumstein & Schwartz,1983）。
如果一周至少保持一次性生活，那么更多的性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对彼此的关系更为满意。
只要我们一个月的性生活超过两三次，当我们关注性互动的质量而非数量时，我们就会更幸福（Forbes et al.,2017）。
持性成长信念（sexual growth belief）的人认为，性满足是你可以努力争取的目标；美满的性生活是可以创造的（Bohns et al.,2015），越努力越美满。相反，持性宿命信念（sexual destiny belief）的人认为，要想拥有美满的性生活，你必须先找到性爱上的灵魂伴侣；你天生与某些人在性事上和谐，与另一些人则不然，而且事实本就如此。当然，我们的心态也很重要，如果人们的性成长信念强烈，他们往往会享受到更多的性满足，也会有更多满意的伴侣。当人们偶尔面临性方面的挑战时，尤其如此（Maxwell et al，2017）；当出现困难或者激情开始消退时，坚信创造性地合作和努力可以让你们的爱情保持活力，这是非常有益的。
性沟通
同性性行为的满意度更高。同性性行为的优势之一是参与双方是同性，他/她们都知道自己的偏好，也能合理地预测伴侣的偏好。但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为，更具奖赏性的同性关系的首要基础是良好的沟通。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能更轻松、更坦率地谈论他们的性偏好。他们会询问对方想要什么，感觉良好时会给出反馈，并指导爱人怎样取悦自己
丈夫往往低估妻子的性欲望。
性满足与关系满意度
一项对平均婚龄为43 年的老年夫妻的研究发现，虽然他们的性生活比过去少了，但仍然是他们满意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Hinchlif& Gott,2004）。
性胁迫
在你开始亲密交往前，直接、坦率地和伴侣进行讨论，划定清楚的性界限，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险。（至少告诉你的伴侣：“如果我说‘不可以’，真的是拒绝你，不是什么欲迎故拒。”）沟通不良和误解经常会引起性胁迫，如果提前表明行为的底线，错与对的界限就非常清晰（Winslett&Gross,2008）。
第10章 压力与紧张
感情创伤
我们感知到的关系价值下降，即关系贬值（relational devaluation），或他人对我们关注的明显减少尤为可怕，它会导致各种痛苦的情绪反应。
伴侣排斥
在亲密关系中也会经常出现一种特殊形式的人际拒绝，这就是社会排斥（ostracism），即受到身边人的忽视和“冷落”。当沉默对待是有意为之时，排斥者会故意不回应他人，有时甚至装作对方根本不存在。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种不愉快的对待。在一项大型调查中，67%的美国人承认曾沉默对待过亲密伴侣，75% 的人曾遭受过爱人的排斥（Williams,2001）。
为什么人们有时会故意忽视自己的伴侣？排斥者们往往会冠冕堂皇地认为，他们的排斥行为旨在惩罚伴侣、避免对抗，或者是在冲突之后平复心绪及低调处理的有效手段，并且他们也常认为排斥有助于实现其人际目标（Sommer et al., 2001）。但是从排斥的本质来看，这样做通常会使被排斥者感到疑惑：为什么自己会被人忽视？当伴侣保持沉默时，只有极少的人会进行解释，而被排斥者往往对排斥的原因一无所知。因此，被排斥者一般并不认为伴侣这样的退避行为是友善或有效之举，相反，他们通常认为排斥只会损害他们的亲密关系（Arriaga et al., 2014b）。
我们的身体表现出应激迹象：肾上腺分泌出大量的皮质醇（一种应激激素）进入血液中（Dickerson & Zoccola,2013）。时间似乎也变得更慢了。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估计一段40秒间隔的时长，感到被他人接纳的人平均（相当精确）的估计值是42秒，而那些感到被他人拒绝的人则认为时间已经过去了64秒（Twenge et al., 2003）。
人们具体的反应取决于哪种需要受到了威胁（Wesselmann＆Williams,2013）。如果归属需要受到威胁，受排斥的人会努力重新获取伴侣的关注，对其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尤其是在他们认为亲密关系（和关系价值）能修复的情况下（Richman & Leary,2009）。然而，他们也可能会开始寻找新的较为宽容的伴侣。在经历伴侣的孤立后，人们通常特别急于结交新的、更友好的朋友（Maner et al.,2007）。
甚至连你不屑的团体排斥你时，你也可能感到受伤（Gonsalkorale &Williams,2007）。人类似乎对最轻微的社会拒绝迹象都十分敏感。
妒忌
容易妒忌的人
要产生妒忌之心需要先形成对亲密关系的依赖（Rydell et al.,2004）。当人们的替代伴侣很糟糕（替代的比较水平很低）时，就会感到非常需要当前的伴侣，任何威胁他们亲密关系的事件或行为都极具威胁性。相反，那些有合意替代伴侣的人不容易妒忌，因为就算当前的亲密关系结束，他们的损失也较少。
是什么让人心生妒忌
演化论的观点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因为想到伴侣在性事上的不忠而妒忌，而女性则更多地会对伴侣因感情上的不忠（即当女性认为伴侣可能爱上了其他人时）而反应强烈。当然，这两种不忠都会激起两性的妒忌，只不过各有‘不同的演化意义。对男性而言，伴侣爱上其他人对其成功繁殖的威胁并不大，性才更重要。如果伴侣爱上另一个男人，他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他肯定不愿意抚养其他男人的孩子。对女性而言，伴侣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最可怕的，爱上别人才更危险。只要男方能继续提供必需的资源，即使他让其他女人怀孕，她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是，如果男方爱上其他女人，彻底地离开自己，那她的孩子的未来就堪忧了。
（1）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建立深厚的情感依恋。
（2）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享受充满激情的性爱。
你会选择哪一项？大多数男性（60%）认为第（2）项中的性行为最让他们不安，但只有17%的女性选择此项；相反，绝大部分女性（83%）认为伴侣与情敌在情感上的依恋更令其苦恼。此外，一项后续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对这两个选项所产生的生理反应也存在差异（Buss et al.，1992）。相比想象伴侣的感情不忠，当男性想象伴侣的性事不忠时，他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会被更强烈地激活，表明其情绪处在唤醒状态。而女性恰恰相反，当她们想象伴侣的感情不忠时，则会有更强的情绪唤醒。
平均来看，性和爱的关联对女性来说比对男性更紧密。
与感情不忠相比，当男性想象性事不忠时，他们控制性和攻击的脑区更为活跃，但女性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差异（Takahashi et al,2006）
当存在不忠的可能时，男性比女性更快地想到正在发生性事不忠，而女性比男性更快地判断正在发生感情不忠（Schutzwohl,2005）。如果伴侣一方在另一方的手机上发现不忠的信息，男性会比女性花更多时间研究与性有关的信息，而女性会比男性花更多时间寻找与情感有关的信息（Dunn & McLean,2015）。
积极有效地应对妒忌
如果妒忌有根据，情敌真实存在，专家建议我们要努力降低亲密关系的排他性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联结（Salovey＆Rodin,1988）。发现自己的爱人迷上了情敌的确令人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的行动所参照的自我价值完全取决于某一特定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反应就会失去理智。无休止地思索所发生的不公无益也无用（Elphinston et al.,2013）；相反，我们应当坚信，无论有还是没有当前的伴侣，自已都有能力独立行动和生存。
欺骗和说谎
亲密关系和普通关系中的说谎行为
在任何一天，我们中的很多人一—60%的美国人，只有 24% 的英国人一—完全不说谎。而且，我们说的谎言大部分都是为一时之便的善意小谎，所以说句公道话,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都还算相当诚实的。尽管如此，平均来看，大多数人每周都会说一次较为严重的谎言。
在亲密关系中说谎会损害说谎者对被欺骗的伴侣的信任（Sagarin etal.，1998）。这种现象就是欺骗者猜疑（deceiver s distrust）：当人们对别人说谎时，他们往往会开始认为谎言的接受者也不太诚实，不那么值得信任。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说谎者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所以他们认定别人和他们有同样的欺骗动机；二是因为当他们相信其他人有同样的缺点时，其自我感觉就会好一点（Sagarin et al.，1998）。不管哪种情况，说谎都会损害亲密关系，即使只有说谎者一人知道自己在撒谎。
谎言与说谎者
说谎者的成败部分取决于其说时的动机（以及内疚和恐惧）水平。谎言一般比事实真相更简短、更缺乏细节（Hauch et al.,2015），除非谎言很重要，说谎者可能提前做足了准备，并且非常渴望谎言能侥幸成功。当说谎者非常在意并想要传递出最完美的谎言时，他们编造的情节就比那些动机不强的谎言更为令人信服（DePaulo et al.，1983）。然而，当他们说谎时，动机强的说谎者通常会表现得更糟糕、更令人起疑；而那些不用担心失去什么、更自然、更放松的说谎者表现得更出色（Forrest&Feldman,2000）。那些真心想撒谎的人往往比他们不太在意谎言成败时更容易被人察觉，因为强烈的情绪比温和的情感更难隐藏（Porter et al.,2012）。
说谎者的哪些表现容易被人察觉？大多数人认为，说谎者看起来游移不定、回避目光接触、坐立不安，通常显得有点紧张，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如果说谎与实话实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人们说真话时鲜活生动，而说谎时显得正儿八经，努力使编造的故事显得直率，让自己看起来真诚（Burgoon et al.,2015）。除了一些一眼就能被看穿、着实脚的说谎者（Levine,2016），其他说谎的人可能显得镇定而平静，而述说事实真相的人反倒略显焦躁不安，而且任何特定的非言语行为模式与说谎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关联（Levine et al.,2011）。的确如此，人们的任何表现，“任何单一的言语、非言语或生理线索与欺骗都没有特定的关联”（Vrij，2007,p.324）；“并不存在一清二楚、明确无误的欺骗线索”（Frank& Svetieva,2013,p.139）。但是，仔细留意人们说了什么，而不仅仅关注他们如何述说，能使我们捕捉到他们表述中不一致的地方（Reinhard et al.,2011），说谎者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之间的矛盾也会暴露他们。
背叛
大多数人都会和一个以上的人保持亲近，当人们试图同时在几段不同的关系中保持忠诚时，竞争性需求就不可避免。当义务出现交叉重叠时，在某一特定关系中偶尔违背关系准则就不可避免（Baxter et al.，1997)。
背叛的个体差异
如果我们的背叛行为被伴侣抓了个现行，或者伴侣从第三方获悉了我们的背叛，这比在伴侣询问我们时主动坦白更为不利，更难得到宽恕（Afifi et al.,2001）。（如果伴侣的确获悉了我们的背叛行为，破坏性最小的披露方式是在我们还没有被问及的情况下主动承认。
主动承认错误比被抓个现行要好得多，但我们表达的内容也很重要。当伴侣询问你的越轨行为时，你不应该完全否认，因为如果事已败露，你厚颜无耻的谎言会加重你的罪行。相反，你应该含糊其辞（Rycyna et al.,2009）。做出尽可能真实的反应，不要歪曲事实。一种精明的策略是，承认那些不太严重的过错；部分认罪比声称自己完全清白似乎更值得信任，同时又避免了承认更严重的过错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Peer et al.,2014）。
如果我们只是部分地认罪，就继续保留了令人内疚的秘密，到头来可能比全部坦承罪过的感觉还要糟。最后，“真正负罪感的缓解需要人们将实情和盘托出”（Peer et al.,2014,p.215）
那些背叛亲密伴侣的人通常会低估他们的背叛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见，人们在考虑自已的行为时很容易发生自我服务偏差，就背叛而言，这一倾向会导致背叛者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淡化那些在其伴侣看来相当有害的背叛行为（Foster &Misra,2013）。背叛者常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危害，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会迅速发现一些可减轻其罪状的环境因素，为自已的背叛行为辩护（Stillwell et al.,2008）。
为何报复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往往期望报复能让人心理上得到平衡，但其实不然。当你怀恨在心、酝酿某种伤害、策划复仇计划时，你就一直在撕裂自己的伤口，势必延迟伤口愈合的时间。事实证明，相比那些虽被错待却只能继续前行并克服难关的人，那些有机会报复的人陷人痛苦和暴躁的时间却更长（Carlsmith et al., 2008）。如果因渴望复仇而延续伤害，这对我们自己毫无神益。此外，只有当那些错待我们的人能理解其中的关联，即理解为什么他们现在会受到伤害，明白自己的错误所在，报复通常才算得以实现；若先作恶者不明白其所遭受报复的因果关系，则我们还不如什么都不做更好（Funk et al.,2014）。
宽恕
当宽恕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存在时，宽恕更容易发生。第一个要素是真诚的悔过。如果背叛者做出有意义的道歉，承认他们的过错，主动承担责任，为其不端行为羞愧、忏悔、自责，以求真诚地赎罪，并发誓未来一定好好表现，受害者就更可能宽恕背叛他们的人（Lewicki et al.，2016）。
宽恕的第二个要素是受害者的同理心（Adams & Inesi,2016）。相比缺乏同理心的人，那些能够站在伴侣的角度、理解伴侣有多内疚的人，特别是那些能承认自己也不完美的人（Exline et al.,2008），宽恕伴侣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
通常，能够宽恕伴侣的人身体也更健康（Weir,2017）。宽恕能减轻我们的伤害和痛苦，以平和取代愤怒；而报复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宽恕则能降压（Hannon et al.,2012）。
第11章 冲突
没有偶尔的摩擦、伴侣双方在愿望、观点和行动上没有矛盾的亲密关系是不存在的。两个人无论多么关心、适合彼此，总会发生分歧和争执（Canary＆Lakey,2013）。并且他们越是相互依赖一—待在一起的时间越多，试图协调的活动和任务的种类越广泛—偶尔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Miller,1997b）。在亲密关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冲突的性质
冲突的频率
当情侣每天记录他们的互动情况时，他们报告每周会发生 2.3次冲突（Lloyd, 1987）；已婚夫妇每两周就会报告7次难忘的“意见分歧”（Papp et al.,2009），他们每个月还会经历一两次“不愉快的争论”（McGonagle et al.，1992）。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冲突从未得到解决。一项调查发现，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没有向伴侣提及他们在恋爱关系中发现的 40%的冲突和恼怒（Roloff & Cloven,1990）。
亲密关系在老年期变得更为平静。老年夫妻在子女、金钱和其他敏感问题上的分歧通常比中年夫妻要少（Smith & Baron,2016），而且他们往往回避谈论存在分歧的事情（Holley et al.,2013）。
伴侣双方在白天经历的压力越大，晚上就越可能发生冲突（Timmons et al.,2017）。
醉酒会加剧冲突。醉酒使男性更加刻薄和暴躁；对强度相同的冲突事件，醉酒的男性比清醒的男性敌意更强、怨言更多。在令人沮丧的争执中借酒浇愁无异于抱薪救火。
冲突的过程
归因
自私行事的人往往很难认识到自己的贪婪，他们常常对自己自私的行为会如何引发类似的欠考虑的行为视而不见。
因为调节和控制愤怒情绪需要付出努力，所以人们通常会通过指向对手（偶尔会指向无辜的第三方）的愤怒狂暴的行为来“发泄情绪”。据说愤怒的释放能让我们感觉好一点，但这种简单的看法忽略了粗暴行为带来的人际后果。“当你‘宣泄’某种情绪时，它通常会落在其他人身上，而你发泄后的感受——放松、更加愤怒或郁闷——将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Tavris,1989,p.145）。
归根结底，“当你感到愤怒时就表达愤怒几乎总是会让你感到更愤怒”（Tavris, 1989,p.223）。
在与妻子讨论冲突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愤怒的男性，其中 80% 的人在20 年后报告至少有一种心血管疾病症状，而那些能保持冷静和镇定的男性后来发生这类问题的概率则低得多（50%）（Haase et al.,2016）。
我们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愤怒？因为生气和不满都表明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不应忽视愤怒，不应该假装它根本不存在（Baker et al.,2014）。但减少我们对伴侣的怨恨和愤怒通常是明智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Tice& Baumeister,1993）。第一，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如果认为伴侣疏忽或恶意对待我们，我们心中就会燃起怒火，所以，我们对令人恼火的事件的归因才是问题的关键。当你感到愤怒来袭，想想伴侣在不想伤害或惹恼你的前提下可能为什么会那样做；重新思考引发愤怒的事件能够抑制你的愤怒（Finkel et al.,2013）。个非常有用的方法是假装你是一位“隐蔽的旁观者”，从一个冷静的第三方的视角观察事件的发展过程，希望所有相关人员都得到最好的结果；如果你这样做，任何愤怒都将会远离你（Mischkowski et al.,2012）。第二，如果你变得愤怒，请冷静一下。不要在盛怒状态下与人互动。离开房间，走一走，从1数到10（或者1万）。做长而缓慢的深呼吸，每分钟不超过6次，你就会比你认为的更快地平静下来，尤其是如果你停止在脑海中反复想那件不公平之事。最后，发现幽默。人们不可能同时感到开心和愤怒，所以，任何能让你心情愉快的事物都能减少你的愤怒（Winterheld et al.,2013）。
协商与顺应
你可以通过着眼于未来降低冲突的强度：想象你一年之后再回看现在的争吵，并考虑自己会想到什么。当人们采取这一视角时，他们往往会少一些责备，多一些宽容（Huynh et al.,2016）。总是提议“我们”一起做某事，而不是仅仅告诉伴侣应该做什么，可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人组成的整体而非两个孤立的个体之上；当你的建议总是针对“我们”而不仅仅是对方时，你的伴侣会不那么抗拒你的建议（Biesen et al.,2016）。在激烈的讨论中偶尔暂停一下，尤其是当有人开始感到厌烦或恼怒的时候（Sanford ＆Grace,2011）。请离开房间几分钟，思考你们的分歧，“从希望各方都获得最好结果的中立的第三方的视角；一个从中立的角度看问题的人，他会如何看待这次的分歧？”（Finkel et al.,2013,p.1597）。当你回来时，不仅你们之间的协商会更加顺利（Harinck& De Dreu,2011），而且持续运用这一“第三方”视角可能让你们在一年后拥有更幸福的亲密关系（Finkel et al.,2013）。
应对冲突：四类夫妻
争吵究竟会促进还是损害伴侣的满意度取决于争吵的方式。
冲突的结果
冲突的结束
当双方都降低自己的期望，以便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替代办法时，就会出现妥协（compromise）。正如彼得森所指出的（Peterson,2002,p.380）,伴侣双方的“利益被削弱而非和好如初”；伴侣双方都没有得到其想要的一切，但也没有空手而归。当一方的所得只能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时，妥协才可能是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但一般情况下，通常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整合式一致（integrative agreement）指创造性、灵活性地满足双方最初的目标和期望。整合式一致并不容易达到，往往需要付出一些努力；伴侣双方可能需要对他们的愿望进行细化和优先等级排序，做出选择性的让步，并创造出不强加于伴侣的实现目标的新方法。尽管如此，凭借决心、创造性、想象力和慷慨的合作，伴侣们往往能够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最后，伴侣有时不仅得偿所愿，而且从中学习，获得了成长，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种令人愉快的结果，即结构性改善（structural improvement），并不常见，它可能是重大动荡和剧变的结果。伴侣们可能遇到了危险的压力和严重的冲突，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习惯，并鼓足勇气、下定决心去改变。不过，结构性改善能使伴侣们的境况变得更好。
争吵对亲密关系有好处吗
伴侣未表达的烦心事和令人恼火的事情越多，往往对亲密关系越不满意（Liu & Roloff,2016）。没有解决分歧就退出冲突的新婚夫妇在数年后往往不太幸福（Noller,2012）。更值得注意的是，受婚姻问题困扰时不大声说出来的中年女性，在未来10年内死亡的可能性是那些对此直言不讳的邻居的 4倍（Eaker et al.,2007）。
能够让亲密关系得以成长和美满的，通常是对冲突的娴熟而巧妙的处理，而不是不发生冲突（Whitton et al., 2018）。
说话者一聆听者技术的目的是打破误解的恶性循环，如果伴侣们没有检查自己对对方意图的理解是否正确就快速地做出反应，就会非常频繁地陷人这一恶性循环。
在使用这一技术时，伴侣们可以指定一个小物品作为发言权的标志（见表11.2）。谁得到发言权谁就是说话者。伴侣们的任务是使用“第一人称陈述”来简明扼要地描述自己的感受；聆听者的任务是不打断、仔细倾听，然后复述说话者的信息。当说话者认为对方理解了自己的感受时，双方交换发言权，转换角色。这一耐心的交流模式可以使伴侣们有机会表露他们对彼此感受的关心和尊重，而不会陷人自我辩解、猜测、打断和防卫的恶性循环。
表11.2 说话者——聆听者技术
想在讨论变得激烈时保持冷静？可以考虑遵循以下规则：
双方的规则
1．说话者拥有发言权。利用真实的小物件，比如一本书或电视遥控器作为发言权的标志。无论谁拥有了发言权，就是唯一能说话的人，直到他/她说完为止。
2．分享发言权。如果你获得了发言权，不要没完没了说个不停。每次轮到你说话时请保持简洁，当发言权易手时请同时转换角色。
3．不解决问题。该技术的要点是描述分歧，而不是解决分歧。随后，通过头脑风暴共同解决问题。
说话者的规则
4．表达自己的心声。不要试图猜测别人的心思。请使用“第一人称”陈述来描述你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担忧。不要谈论你对伴侣动机或观点的看法。
5．停顿并让聆听者复述。片刻之后，停止说话并让聆听者复述你刚刚说过的话。如果他／她的复述不太准确，请礼貌地重申任何混淆之处。目的是帮助聆听者真正理解你。
聆听者的规则
6．复述你听到的话。用你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述你听到的内容，以此向说话者证明你在仔细倾听。关键是确保你理解了对方想表达的意思。
7．聚焦说话者传递的信息。不要反驳。除非你拥有了发言权，否则不要提出你对问题的想法和观点。作为聆听者，你的任务只能是为了理解你的伴侣而说话。
第12章 权力和暴力
权力和相互依赖
权力的来源
较小兴趣原则（principle of lesser interest）认为：在任何伴侣关系中，对继续和维持亲密关系兴趣较小的一方在伴侣关系中拥有更大的权力（Waller & Hill，1951）。如果伴侣对你的爱和需要超过你对他／她的爱，你多半能得偿所愿。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却是事实。在爱情关系中，投人较少的伴侣通常拥有更多的权力（Lennon et al.,2013）。我们在第9章中提到了这一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我们曾提到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渴望更多的性行为。男性对性的更大兴趣给了女性权力，使得性行为成为一种宝贵资源，女性能藉此与男性交换各种利益。这虽然看上去非常不浪漫，但却很有启发意义（Kruger,2008）。
如果我们想要的事物很容易在其他地方获得，我们就会去别处寻求。所渴望资源之替代来源的易得性是相互依赖理论权力观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在跳蚤市场上有另一位朋友能把你需要的钱借给你，第一位朋友对你拥有的控制力就会变小。如果许多人都能借钱给你，那么你就不会特别依赖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中根本没有人能控制你。
更大的依赖意味着更小的权力。
男性、女性与资源的控制
在所有能积累财富的社会里，平均而言，男性享有的权力都远超女性，纵观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如此”（Pratto ＆Walker,2004,p.242）。
男性和女性普遍面临相对资源的差异。男性得到的工资要多于女性（即使工作相同）。在美国，全职工作的女性目前的收入只有男性的 80%（AAUW, 2017）。男性也更可能掌握政府、司法和公司的权力，比如，2017年美国国会中只有19% 的成员是女性（CAWP,2017）；更糟的是，美国500强公司中只有6% 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Catalyst,2017）。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自然具有奖赏权力和合理权力，而男性通常比女性拥有更多金钱、更高地位。
如果女性谋求从政，其揽权的事实会损害其对选民的感召力；而男性谋求权力则无须经历这类惩罚（Okimoto &Brescoll,2010）。如果一位女性确实获得了领导职务，当她直截了当地命令别人做事时，人们对她的评价常常比对男性更苛刻（Rudman et al.,2012）。文化规范仍然束缚着女性，因此，美国人通常希望他们的外科医生、律师和飞行驾驶员是男性而非女性（Morin＆Cohn,2008）。女性担任小学教师往往更受欢迎。
在决定家务事和孩子的事情上，女性通常有发言权；也更经常地由女性来决定夫妻二人在周末做哪些事情（Shu et al.,2012）。所以，女性可以理所当然地觉得她们在家里很有影响力。美国女性平均每周要做18个小时的家务，而男性仅做10个小时（Pew Research Center,2015a）。然而，当涉及亲密关系中根本的、重大的决策时，诸如“我们结婚还是继续同居？”通常是由男性说了算（Sassler ＆Miller,2011）。妻子们的确掌管大部分的家务，但因为在真正重要的家庭事务上，丈夫更可能发号施令，所以还是丈夫拥有更大的权力。即使女性在相对资源方面不存在劣势，也就是说，她们比丈夫赚更多的钱，但男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程度有所减弱。比如，高收入的妻子做家务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她们仍要完成大部分的家务（Carlson&Lynch,2017）。
所以，尽管夫妻表示了对平等伴侣关系的关注（Sells ＆Ganong,2017），但大部分异性恋夫妻仍忍受着大量的不平等（Ponzi et al.，2015），而且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伴侣关系多么的不平等。在视男性主导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中，一视同仁地尊重伴侣双方利益的真正平等毫无疑问还不多见，有时甚至显得有点怪异或过分。然而，如果你关注此事，表12.2或许可以帮助你更公平地评判你自己的伴侣关系。它提供的几点思考能令你恍然大悟。
表12.2 亲密关系中的平等要素
这4个维度可以用来判断亲密关系真正平等的程度，它们由社会学家安妮·兰金·马奥尼和婚姻家庭治疗师卡门·努森－马丁共同提出（Mahoney&Knudson-Martin,2009）。
相对地位
谁的利益更重要？
谁决定什么对你俩而言最重要？
琐碎的家务是如何处理的？
关注对方
谁更可能发现并关注伴侣的感受？
谁更可能发现并关注伴侣的需要?
你俩都能给予和接受彼此照料与关心吗?
和解模式
谁的和解受重视、被认可？谁先和解被认为理所应当？
谁的日常活动更多地围着对方的生活转？
幸福
谁的经济成就更受重视？
谁的身心更健康?
一方的幸福是否以损害另一方的健康为代价？
权力的过程
权力让人感觉良好。权重之人常常能得偿所愿，所以他们会体验到很多积极的情绪和幸福感（Kifer et al.,2013），他们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的确，与其他人相比，权重之人往往认为他们能掌控某些不可控的事件，比如掷骰子的点数（Fast et al.,2009）。他们也倾向于随心所欲地做事（Guinote et al.,2012）：如果盘子里只剩下一块饼干，他们不会问其他人是否需要，直接塞进自己嘴里（Keltner et al., 2010）。实际上，他们不太可能意识到其他人希望分享饼干，因为他们不擅长理解他人的想法。如果你要求权重之人在他们的额头上迅速地写一个“E”，他们比权轻之人更可能按照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写，即反向地写，让其他人难以辨认（Galinsky et al., 2015）。
权重之人的自负还表现在他们对自身适配价值的自我认识上。在实验室研究中，把参与者随机分配到领导工作小组中，与权力更少的人相比，这些“领导者”会期望他们的“下属”认为自已性感、有魅力。如果他们赞同随意性行为，那么他们不仅认为更容易从“下属”身上获得性机会，而且与“下属”的互动也更为轻浮（Kunstman ＆Maner,2011）。这种认识显然也存在于职场中：与中层管理者相比，权力更大的高管更容易出轨，他们不忠于伴侣的可能性要高50%（Lammers & Maner,2016）；而且，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品行不端。权重之人对他人的不道德行为的评判比对自己更苛刻，因此，与权轻之人相比，他们会严厉遣责他人的欺骗和背叛行为，而自己却更多地不忠于伴侣（Lammers et al.,2010）。
相形之下，没有权力则不太美妙。与权重之人相比，那些人微言轻者会出现更多的抑郁，行事更为谨慎，非常害怕惩罚（Keltner et al.,2010）。日复一日，他们更可能去做伴侣想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相反（Laurin et al.,2016）。
谈话
女性在与男性谈话时，一般不会像与其他女性谈话时那样表现出含蓄内隐的气势和权力。
特别是她们更能容许男性打断自己，而不是反过来打断男性。
非言语行为
人们还能通过非言语方式表达权力。与权轻之人相比，权重之人会保持更大的人际距离，表现出更强烈的面部表情，摆出更不对称的姿势，占据更大的空间（Halletal.,2005）
男性的姿势所占据的空间一般比女性的更大（如果有人穿着连衣裙，肯定不会摆出右边的姿势），而且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做出有较高社会地位之人的典型行为，比如摆出某些特定姿势、保持更远的人际距离（Kalbfleisch & Herold,2006）。
非言语的敏感性
女性在判断他人情绪和意图方面一般比男性更精确（详见第5 章）。通常，女性比男性能更准确地理解他人传递的非言语信息，也更善于识别他人的感受（Thompson ＆Voyer,2014）。
另一方面，个体对非言语信息的敏感度还与其权力大小有关。权重之人比权轻之人更难根据他人的声音（Uskul et al.,2016）和面部表情（Nissan et al.,2015）来准确辨别出情绪。这丝毫也不奇怪：当两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时，时刻掌握老板的情绪变化一般是下属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相反。拥有权力的老板则不必太在意下属的感受，无论是否喜欢，下属理应满足老板的要求。相比之下，如果下属通过察言观色能揣度出上级的情绪，他们就能增加自己（有限）的权力；在老板心情大好时提出要求（在老板脾气暴躁时躲到一边），他们就更可能得偿所愿。
因此，作为非言语沟通的能手，女性能获得宝贵的信息，令其成为令人愉快的伴侣，并增加她们对男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她们与地位较高的人相处时，她们也会表现得如同下属一般。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实用而可取的才能，可能会使下面这种刻板模式持续存在：女性有时表现得好像是男性的仆从。
权力的风格
当异性恋者在与他们的爱侣相处时，男性一般会使用那些权重和满足之人所特有的影响风格，而女性采取的则是那些权轻和不满之人通常使用的风格。
美国每一新生代女性的工具性倾向都比上一代女性更强，也就是说，她们变得更果断和自信（Donnelly& Twenge,2017），夫妻双方都期望在婚姻中男女更为平等（Sells & Ganong,2017）。
与过去相比，男性在亲密关系中没有以前那么有权威了，这或许是好事，权力的不平等与亲密关系中的不满有关（Worley& Samp,2016b）。
当人们不想使用安全套时，他们通常根本不提自己的偏好。相反，他们一般会设法引诱伴侣，让他们欲火焚身，迫不及待地将性爱进行到底，而不会停下来带安全套（De Bro et al.，1994）。
权力的结果
总的来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希望与爱人保持平等的伴侣关系，而现实是，我们仍被那些认为男性主导是理所当然的文化所包围，所以在日常交往中经常不自知地延续着性别不平等。在很多情况下，受此影响，伴侣之间彼此影响的不对称并不易被察觉，这使得伴侣关系看似公平甚或完全平等，但事实上丈夫的影响比妻子的要大。举例来说，研究者对一些夫妻进行访谈，询问他们的政治观点，如果丈夫先回答问题，妻子更多地同意丈夫的回答。但当妻子先回答时，丈夫却较少附和妻子的观点。甚至当妻子的薪水更高、在这些问题上更内行时，这一模式仍然会出现（Zipp et al.,2004）。在很多人看来，男性的自主、坚定及女性的从众、顺从是如此自然，以至于与这种模式相吻合的权力不平衡很难被发现。
关于婚姻平等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应该努力营造平等的爱情关系，让伴侣双方的愿望和偏好都得到同样的重视（Worley& Samp,2016b）。21世纪，婚姻平等问题已发生了变化（Sells &Ganong,2017）。夫妻双方比过去更有可能共同决策；与伴侣一方更多地发号施令的婚姻相比，共同决策的婚姻更幸福、争吵更少，也更不易离婚（Amato et al.,2007）。
当女性的权力与丈夫对等时，她们会幸福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丈夫也更为幸福。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亲密关系暴力中的性别差异
进化论学者认为，尽我们所能来诱导配偶忠于我们是有价值的。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性选择倾向于那些与之交配能够繁衍后代的人。因而我们大多数人都面临挑战，应努力为伴侣提供丰富的奖赏，从而使他们的背叛行为显得愚蠢而没有意义（Sela et al.,2015）。但是，如果我们的财产有限，适配价值一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Salkicevic et al.,2014）。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进行配偶防卫（mateguarding），即努力管理和控制伴侣接近潜在情敌的机会，反之亦然。
配偶防卫的策略包括独占伴侣的时间，这样伴侣就没有了出轨的机会；警戒和监视，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突然出现、随时打电话或窥探配偶社交平台账号（Reed et al.,2016）。很遗憾，暴力有时也会被用来迫使配偶保持忠诚（Buss & Duntley,2006）。这是本专栏要谈论的重点。伤害伴侣的能力是一种强迫权力，妒忌心强的人有时会（更多地）用身体惩罚的威胁来控制伴侣的行为。
暴力的相关因素
近期在工作或学习中的压力（Timmons et al.,2017）或者闷热、嘈杂、不舒服的环境（Larrick et al.,2011）也会让人变得易怒。
在全美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曾在一段爱情关系中有过暴力行为的人，其中只有 30% 的人在此后5年内的另一段不同的爱情关系中再次表现出了暴力行为；大部分发生情境性伴侣暴力的人（有时是因为伴侣先攻击才还击），一旦更换伴侣就不会再持续表现出暴力行为（Whitaker et al.,2010）。另一方面，在一段特定的亲密关系中，暴力一旦出现，往往会再次发生。
所有这一切中最可怕的是亲密暴力会代际传递，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可能有暴力倾向（Smith-Marek et al.,2015）。然而这种循环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我在这里描述了引起暴力的危险因素，但并不是说这些因素一且出现就必然发生暴力。在美国，那些暴力倾向最严重父母的儿子殴打自已妻子的可能性是那些非暴力型父母的儿子的10倍。然而，即使在这一极端群体中，也只有 20% 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内实施过严重的暴力行为；另外80% 的人近期并没有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暴力行为（Johnson,2008）。因此，来自暴力家庭的儿童更可能做出不端行为，但也有许多这样的儿童从来不会表现出暴力问题。
第13章 亲密关系的解体与消亡
离婚率的变化
离婚的普遍性
高离婚率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另外两个结果。第一，只有大约一半（49%）的美国成人当前处在婚姻状态（Perelli-Harris ＆Lyons-Amos, 2015）。这是前所未有的低谷。第二，现在 26% 的美国孩子（18岁以下）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大部分由母亲抚养（Cohn ＆Caumont,2016）。
离婚的预测因素
离婚的具体预测因素
当女性数量超过男性以及性别比率低时，离婚率就更高，世界各地均是如此(Barber, 2003 )。
二婚比初婚更可能以离婚告终（Jensen et al.,2017)。
分手
与婚前伴侣的分手
当亲密关系结束时，你可能会发现结束过程一般遵循以下事件顺序。在考虑分手时，情侣们通常会体验到复杂的情感，这个一般脚本列出了这些情感：
步骤1 伴侣一方开始对亲密关系失去兴趣
步骤2 失去兴趣的伴侣开始注意其他人
步骤3 失去兴趣的伴侣开始退避，表现得更加疏远
步骤4 伴侣双方试图努力解决问题
步骤5 伴侣共处的时间变少
步骤6 兴趣匮乏再次浮出水面
步骤7 有人考虑分手
步骤8 他们沟通彼此的情感，从而“达成共识”
步骤9 伴侣双方再次试图解决问题
步骤10 伴侣一方或双方再次注意他人
步骤11 他们共处的时间再次变少
步骤12 他们与其他潜在的替代伴侣约会
步骤13 他们试图重归于好
步骤14 一方或双方考虑分手
步骤15 他们感情破裂，准备采取“行动”
步骤16 他们最终分手，亲密关系解体
离婚的步骤
结束婚前恋爱关系可能需要数周，而结束婚姻的过程却可能要耗上数年。一项研究发现，在维持了十多年的婚姻中，对关系不满的夫妻通常在婚姻的最后5年就已经开始考虑分手了（Stewart et al.，1997）！
大部分的关系解体会经历五个基本阶段（Rollie ＆Duck,2006）。在最初的个人阶段，伴侣一方开始心生不满，经常感到沮丧和失望。然后进人双人阶段，不幸福的伴侣会表露出自己的不满。接着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协商、对峙或试图和解，期间常见的感受包括震惊、愤怒、受伤，有时还会有种解脱感。但是在亲密关系接近结束之际，社交阶段开始了。伴侣们公开宣扬他们的痛苦，向家人和朋友解释自已的遭遇，并寻求支持和理解。随着关系的结束，善后阶段开始。悲伤减少，双方通过各种必须的认知调整和关系清理，逐渐克服他们的丧失，把以往的伴侣关系抛在身后。重新修正和整理记忆，创造出可接受的关系历程故事（即“叙事”）。在此阶段有可能发生合理化解释以及对关系的重新评价。最后，在复活阶段，已离婚的“伴侣”作为单身重新进人社交生活，而且常常告诉别人，他们的这种经历改变了自己，现在他们变得更加聪明睿智了。
在这个一般框架内，人们解除伴侣关系的方式可能会影响他们今后对彼此的情感。一般而言，伴侣双方如果没有就各自不满的原因进行确认和讨论，则不免会对彼此持有不太积极的情感，在分手后也不太可能保持联系；而对这些困难进行了确认和讨论的伴侣其情况则要好得多。
分手的后果
解体后的关系
在美国，超过三分之一（37%）的同居者及近四分之一（24%）的已婚者在关系持续期间都反复经历过分分合合（Vennum et al.，2014）。
当分手（最终）成为永久性的，伴侣们可能继续保持朋友关系，至少一段时间如此（Mogilski& Welling,2017），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彼此的承诺将逐渐消失殆尽。这是因为他们分手后遇到的大部分关键事件都是亲密关系的障碍，损害了他们对友好分手后关系的承诺（Kellas et al.，2008）。他们的交往可能会尴尬、不适，妒忌另一方的新欢，抑或他们的性要求被断然拒绝。他们持续的接触可能会妨碍新的恋情（Rodriguez et al.，2016），而且他们最终会发现，避开对方、屏蔽掉电话或者搬家双方更容易彻底断开。
从分手的低谷中走出来
通过一项有趣的经验取样研究（Sbarra &Emery,2005），研究人员获得了弗吉尼亚大学年轻人在结束一段有意义的恋爱关系（至少持续4个月以上）后一个月内的日常情感体验报告。参与者随身携带蜂鸣器，提醒他们每天不定时记录自己的感受。研究人员监测到了四种情绪反应（见图13.3），结果表明，正如你所料，分手的确是痛苦的。与另一组恋爱关系仍在持续的学生相比，这些分手的人感到愤怒且悲伤，他们的勇气和力量正在被侵蚀。两周后，随着他们对前任的爱慢慢消退，他们的愤怒和悲伤也在减少，但他们的解脱感更低了。然而，他们的自我调适仍在继续；又过了两周，他们就不比身边的同学更悲伤了，那种解脱的感觉也在恢复。一个月后，他们对前任的爱显著地减少，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又回来了。
为了忘掉前任，他们可以着手浏览约会网站，看看那里都有些什么样的人；焦虑的人把目光投向新朋友，反倒更容易从失败的亲密关系中走出来（Spielmann et al.，2009）。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再去浏览前任的社交网络上的主页；人们用于查看前任主页上的时间越多，其感情创伤愈合并开始新生活所需的时间就越长（Lukacs &Quan-Haase,2015）。
离婚不同于恋人分手
调适
大多数离婚都结束了一段长时间的幸福感下降——但若干年后，离婚的人仍然不如婚姻完整的人幸福。
二十年后，丧偶的男女仍旧会在想象中和他们失去的爱人谈话，大约每月一次（Carnelley et al.,2006）。十年后，丧偶者仍然会偶尔悲伤发作，尤其是那种高焦虑被弃的幸存者（Meier et al.,2013），或者配偶的离世突然而意外（Stroebe et al.,2012）。所以，就像失去自已的孩子一样，丧偶的伤痛是永远抹不去的，宽厚、支持性的朋友会尊重这一点。
在25岁之后离婚的人中，只有约三分之二（68%）的人会再次结婚，平均而言，再婚者会在4年内冒险尝试第二次婚姻（Eliot & Simmons,2011）。再婚常常是离异单身人士生活的转折点，与他们的幸福感增加有关（Blekesaune,2008）；事实上，离异后一直单身的人在接下来的40年间比再婚的同龄人死亡的可能性高55%（Sbarra &Nietert, 2009）。但是，无论他们是否再婚，超过四分之三的离异者在离婚6年后报告说，离婚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好事(Hetherington, 2003 )。
社交圈子
人们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来适应婚姻的结束，但大多数人都能逐渐重新振作起来。然而，有些人却因离婚而深受打击，在此后的多年里，他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充满痛苦和困难（Sbarra et al.,2015）。几乎每个人都会发现，压力并没有在离婚后消失；离婚会改变个体的社交圈子、经济状况及亲密生活。
当婚姻结束时，人们通常会失去大约一半的社交圈子成员（比如某些朋友和大部分姻亲），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离异者此后也未能结交足够的新朋友来取代他们失去的朋友（Terhell et al.,2004）。所以，在离婚后的数年里，人们的社交圈子通常会变小。
经济资源
离婚后，女方的财务状况通常会恶化。全美调查发现，离婚女性的家庭收入显著下降，降幅达到 27%，并且这一现象已经存在了数十年（Emery et al.,2012）。男方的家庭收入通常也会下降，但他们离婚后更可能独自生活；而女性更可能还要抚养子女。所以，如果考虑离婚后要养活的人数，男性的人均收入在离婚后的一年内上升了34%，而抚养子女的女性的收入则下降了36%（Sayer,2006）。实际上，男性有更多的钱花在自己的需要和兴趣上，而女性花在自己身上的钱通常较少。平均而言，离婚后，女性的生活水平会降低，而男性的则会提高（Sharma,2015）。
离异家庭的孩子
父母之间激烈的冲突常常让他们的孩子难以承受，无 论是否离婚，家庭冲突都与孩子更高的焦虑（Riggio,2004）、更差的健康（Miller & Chen,2010）以及更多的问题行为（Clements et al.,2014）有关。如果婴儿生活在高冲突的家庭中，即使婴儿在睡觉，他们调节情绪和应激的脑区 对愤怒的争吵声也有更强烈的反应（Graham et al.,2013）。所以，请看图13.5:如 你所料，当孩子生活在很少发生冲突或分歧的完整家庭中时，他们最幸福；而当 离婚发生在低冲突的家庭时，孩子的幸福感会降低很多。但是，如果孩子生活在 持续发生冲突的家庭，父母不离婚则会使他们的情况更糟糕；当一个充满戾气、 陷人困境的家庭因离婚而破裂时，孩子的幸福感几乎没有下降（Amato,2003）。
第14章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修复
临近、熟识和方便是决定具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能否开始的重要因素。可能我们与许多人都能建立美满的亲密关系，只不过我们与他们永远不会相遇。
幸福的亲密关系中，当激情减退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厚、饱含感情的友谊，这种友谊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丰富、温暖且令人满意。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提升
遵守承诺
认知维持机制
当人们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全身心投人时，他们的观点会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发生变化。首先，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包括自己和伴侣在内的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伴侣的生活和自已的生活有更大的重叠，他们使用更多的复数代词，用我们、我们的取代我、我的（Agnew et al.，1998）。自我定义的这种变化被称为认知的相互依赖（cognitive interdependence），它使得我在下面提到的一些其他维持机制更可能发生（Soulsby& Bennett,2017）。比如，比起只是照顾“你”，我可能更有动力照顾“我们”。
其次，做出承诺的伴侣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看待彼此，会将彼此理想化，并尽可能从最好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关系（Fletcher et al.,2013）。伴侣的过错被认为是相对微不足道的，关系的缺陷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伴侣的不当行为被认为是无心之失或一时冲动（Neff &Karney,2003）。让这些积极错觉变得有趣的一个特点是，人们通常很清楚伴侣偶尔做出的令人讨厌或鲁莽之举，但会故意记错并为之辩解，以此维持他们对伴侣的总体评价，而这种评价比其各部分之和更积极（Karney,2015）。只要积极错觉不过于离谱，这些乐观的看法能让伴侣偶尔的过失易于接受，从而有助于保护人们的幸福感。
积极错觉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说是第三种认知维持机制。信守承诺的伴侣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亲密关系比大多数人的都更好，而且他们越幸福，就会认为其关系越与众不同（Reis et al.,201la）。这种感知到的优越感（perceived superiority）使个体的伴侣关系看起来更特别，也确实让亲密关系更可能持久（Rusbult et al., 2000）。
感到满足的伴侣也不太可能四处寻觅，寻找其他恋人。有吸引力的情敌可能分散伴侣的注意力，吸引伴侣弃我们而去，但前提是我们的伴侣知道这些人的存在，而满足的伴侣会表现出对替代选择的无视（inattention to alternative），这使他们对替代选择相对不感兴趣，也不清楚自己会从替代关系中得到什么（Miller,2008）。与那些对现有关系比较满意的人相比，对当前伴侣关系不太投人的人更好奇、更急切地关注其他选择。
此外，当做出承诺的伴侣的确注意到有吸引力的情敌时，他们也会觉得情敌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有吸引力（Petit＆Ford,2015）。承诺会让人们贬低那些可能诱使他们离开现有亲密关系的人（Cole et al.,2016），这一贬低诱人的替代选择（derogation of tempting alternative）机制会让人们觉得其他可能的伴侣并不如他们已有的伴侣有吸引力。让这一知觉偏差变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替代选择非常有诱惑力，因而对个体的亲密关系构成最大威胁时，这种偏差最离谱。比如，如果被告知迷人的异性远在另一个城市，做出承诺的伴侣就不会贬低这些人的照片，但如果被告知迷人的异性是本校的同学，做出承诺的伴侣就会认为他们不那么有吸引力（Simpson et al.1990）。为了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幸福的情侣一般会低估其他潜在对象的吸引力。
行为维持机制
如果伴侣对待我们的方式鼓励我们逐步变成我们希望成为的人，亲密关系也可能变得更成功。当伴侣鼓励我们去成为最好的自已时，如支持我们去学习想学的技能，赞同我们接受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促进我们寻求自我成长，我们的亲密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Overall et al.,2010a）。这就是米开朗基罗现象（Michelangelo phenomenon），它是以著名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命名的，他用普通的石块创造出了令人振奋的艺术作品（Rusbult et al.,2009）。当伴侣关系刚建立时，极少有人完成了成长和改变，当伴侣的目标促进他们关系的健康时，做出承诺的伴侣会帮助彼此成为他们渴望成为的人（Hui et al.,2014）。
实际上，自我控制（self-control，即个体管理自己的冲动、控制自己的思绪、执着地追求既定目标并抑制不当行为的能力）总体上有益于亲密关系。一般而言，自我控制能帮助我们做正确的事并且免做错误的事（Karremans et al.,2015）。尤其是，自我控制能让我们避免对挑做出反击，所以自控力强的人极少（如果有的话）实施亲密伴侣暴力（Finkel et al.,2009）。相反，自我控制力强的人为了伴侣的利益会做出更多的牺牲（Pronk＆Karremans, 2014）。宽恕要求我们不要心怀怨恨，故而自控也让人更可能宽恕（Karremans et al.，2015）。最后，我们可以利用自控抵制诱惑，故而它能帮助我们抵抗有吸引力的替代伴侣的诱惑；已置身于亲密关系之中的人认为自控力越强就越容易保持忠贞，并且他们在新认识的人面前的确显得更不轻浮（Pronk et al.,2011）。
任何人在紧张、分心或疲劳时自控力都会减弱，所以，当人们精疲力尽时，他们会不那么顺应和宽容，并且更容易受替代伴侣的诱惑（Luchies et al.,2011）。当我们感到疲惫和不堪重负时，我们的做法往往最糟糕。
自我控制有时可能不容易做到，但还有一种更容易实施的行为维持机制：玩乐（play)。当伴侣能一起参与新异、有挑战性、令人兴奋和快乐的活动时，他们通常会感到满足（Sheldon et al.，2013）。简而言之，能一起玩乐的伴侣往往能更长久地在一起。有研究者对这一简单真理进行了正式的实验研究。在实验中，伴侣们一侧的手腕和脚踝被绑在一起，然后按要求爬过障碍物，同时用头部推动一个泡沫滚筒（Aron et al.,2000）。如果他们能足够快地完成比赛就能获得奖品，所以这个游戏任务很令人兴奋和痴迷。与那些参与普通活动的夫妻相比，参与这类活动的夫妻在活动结束后觉得他们的亲密关系质量更高。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与那些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的夫妻相比，那些热衷于徒步旅行、骑车、跳舞或听音乐会、听演讲和看演出的夫妻觉得他们的婚姻质量更高（Strong ＆ Aron, 2006）。抽出时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玩乐有益于亲密关系，所以你可能需要对此加以重视。请考虑由金伯利·库尔特和约翰·马洛夫首创的一种方法（Coulter & Malouff,2013）：和你的伴侣一起创建一张清单，列举出双方可以一起做的有吸引| 力且有趣的事。然后制订明确的行动计划，每周抽出时间完成清单上的一项。你们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活动？具体内容你们自己决定，但尽量追求新异、刺激、有趣且充满激情的娱乐。去一些你们从未去过的地方。要有冒险精神。’在酒吧与你的伴侣会面，假装你们刚刚认识。要性感一点，轮流给对方按摩，但不要做爱。开心地玩，尽量顺其自然；这些活动如果被严格安排，就会失去一些价值（Tonietto ＆Mallkoc,2016），而且只有当你和伴侣都想参与时，它们才会产生有益的效果（Grime et al.，2014）。但如果你们双方都愿意尝试，每周花90分钟做一些有趣且令人兴奋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在几个月后感到更幸福，并且对你们的关系也更为满意（Malouff et al., 2015）。
满足的伴侣还会形成一些仪式（ritual），即已成为惯例的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如果没有了，就会想念”（Bruess &Kudak,2008,p.6）。令人开心的仪式往往是一些小的行动，比如伴侣每晚关灯前一个轻轻的晚安吻；或者令人舒适的习惯，比如在准备晚餐前一起安坐片刻，聊聊当天发生的事情。但这些行为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成了家庭传统，象征伴侣双方对彼此关系的忠诚及作为夫妻的身份。的确，仪式可以是相当独特的，包括其他人可能觉得很奇怪的昵称和私人习惯—但一对伴侣分享的仪式越多，他们往往就越亲密和满足（Pearson et al.,2011）。
最后，那些致力于目前伴侣关系的人在遭到伴侣的背叛后更有可能宽怒（forgive）对方（Karremans et al.,20l1）。宽恕能够加快亲密关系和被伤害方的愈合（宽恕亲密伴侣远比心怀怨恨压力小），所以，宽恕能促进亲密关系和宽恕者本人的健康（Weir,2017）。
比如，尝试高空跳伞。我与妻子度蜜月时就曾从正常飞行的飞机上跳伞，我们每个人都与一个声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绑在一起。高兴的是，我们都成功了，这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共同经历。
保持满足感
表14.1 卡纳里和斯塔福德的关系维持策略
| 策略 | 示例：“我……” |
|---|
| 积极姿态 | 努力让我们的互动更愉快 |
| 当我们在一起时，尽量开心乐观 |
| 开放性 | 鼓励伴侣向我表露其想法和感受 |
| 讨论关系 | 鼓励伴侣告诉我他／她想从我们的关系中获得什么 |
| 保证 | 努力向伴侣表明，他／她对于我有多重要 |
| 谈论我们对未来的计划 |
| 理解 | 当我犯错时道歉 |
| 努力保持耐心和宽容 |
| 分担任务 | 公平地分担需要完成的任务 |
| 帮助伴侣完成其项目 |
| 社交圈 | 与伴侣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做事 |
| 邀请朋友加入我们的活动 |
| 共同活动 | 共度美好时光 |
| 一起做事 |
专栏14.2 亲密关系中满足的秘诀：1.欣赏你的伴侣，2.表达你的感激，3.重复上述两步
人们会适应愉悦的环境，如果你足够幸运（并且聪明、勤奋），拥有一段美满的亲密关系，那么仍然存在着一种风险，即你可能会慢慢地认为它是理所应当的。（用相互依赖理论的话来说，你的比较水平会慢慢升高。）但如果你产生惰性，习惯于自己的好运，你就会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是一种浪费，所以我有一个让你能同时享受满足感、维持良好关系并且更加幸福和健康的特殊秘诀。
请注意看。你有义务去注意伴侣有心的关爱、仁慈和慷慨之举（Dew& Wilcox,2013）。然后，每周告诉伴侣你最享受的三个善意之举，无论大小。
幸福的人天生善于注意自己的福气（Fagley,2012），但任何人都能学会更好地关注它们，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的心境，甚至我们的身体健康（Mills et al.,2015），都会得到改善。的确，那些开始写“感恩日记”，记录自己的快乐和好运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更幸福（ Lyubomirsky & Layous, 2013）。
当我们向伴侣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时，我们给予了他们非常有奖赏价值的认可和情感（Algoe et al.,2016）。我们明显的感激降低了他们为我们付出的成本，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承受小牺牲—结果是他们更乐于为我们付出（Kubacka et al., 2011）。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知道，坏的比好的更有影响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伴侣间不再像之前那样深情款款。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所以我们能够避免那种侵蚀了太多伴侣关系的逐渐幻灭。你的任务很明确：有意识地注意你亲密关系中好的方面，为之庆贺，并向你的伴侣表达你对它们的认可和欣赏。如果你欣赏你的伴侣，表达你的感激之情，并且不断重复，你们都会更加幸福（Algoe et al., 2013）。
亲密关系的修复
自行解决
但欲擒故纵是行不通的，关·系科学在 40年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人为地延缓关系发展的女性对男性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对男性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对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故作清高的女性（Walster et al.,1973）。具体来说，《关系法则》教导女性每周与男性见面不要超过两次，在交往早期避免过多的自我表露，不要告诉男方分开的时候自己在做什么，而诸如此类的关系法则都与男性对新女伴的兴趣（Jonason ＆Li,2013）和承诺（Agnew&Gephart,2000）呈负相关。总的来说，遵循《关系法则》内容的女性可能比其他女性更难吸引和留住男性，这些都不是很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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